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问了几千年回答了几千年，且在每个时代的不同回答中，总是增添了新内容。
为了更好地观测和分析非现场经济现象，现在也让我们从社会基础关系层面，一起来看看那些有关人们需求获取需求或金钱方面的普遍话题。
我们先看一个原始的共性现象：有两个共同行路的穷人，他们都感到了饥饿，其中一个人有两块饼。这时，其中的一个很容易拿出这两个饼，分一个饼给另一个，两人一人一个，一起开心而轻松地充饥和聊天；同样是这两个人，如果其中一个人需要几百元钱，而另一个人正好有一千元钱，他就会想一想，或许还会分一半给另一个人；可是如果其中一个人需要几万元钱，而另一个人正好有10万元钱，即使有很多理由，他原则上就不会轻易分给对方了，纵然最后他还是分了一半给另一个人，但他肯定会感到心痛；如果其中一个人需要几百万、几千万钱，而另一个人正好有成千上亿的钱，即使有再多理由，他基本上是不可能还会分一半给另一个人，因为他会感到愤怒……
所以我们可以说：“再好的朋友之间，分一个饼容易，分几千元有想法，分成千上百万，几乎无可能。”
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
笔者以为，从这个原始的共性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始终摆脱不了“普遍存在着的社会财富分配基本规则”现象，那就是：当这种财富的分配处于较小的时候，人们往往采取的是穷人的相处规则，即情面、义气、按需、亲情为原则；当这种财富的分配处于较大的时候，则转而采用富人的分配规则，即遵循财富游戏规则，是财富取得的规则和财富分配的方案或制度（包含法律法规）。
由此，我们也可从中区分出穷人和富人的生活道德标准基础，穷人的生活道德标准是以“情面”为基础，富人的生活道德标准是以“规则”为基础。
换句话说：社会极大部分的财富分配是按“规则”分配的，不是按穷人的“情面”原则分配。
这样，了解和知道这些规则是怎样形成、由谁制定，又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就显得很重要了。
原始的财富分配是按需分配的，随着社会总财富的积累进程，一些人除去生活必须外，还产生了个人剩余财富。当财富具有剩余并伴随着不同社会形态进化，使得一些人拥有了一定基础财富。而这些人将这其中的剩余财富的那部分，不再用于生活所需而是用于再获取另外的财富，使其演变成再获取财富的工具，原始的资本也就出现了。
当这部分用于再获取财富的财富眼达到一定规模，即当这种资本沉淀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它就开始主导着这个世界的分配与再分配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富人规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套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所谓的自由市场规则。
资本主导财富的再分配，而掌握资本的人是富人！
资本通过主导“规则”而主导社会经济，此时整个社会经济也将逐步地被单一的资本所主导，这里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实质上是紧紧围绕着资本的自由，是富人游戏规则下的自由。
这种由资本主导经济的游戏规则和市场自由，随着社会财富积累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了资本主导力的进一步强化。
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特征，发展到了后工业社会时代，出现了虚拟资本的急速膨胀，新的社会性灾难也不远了。
关于这个资本主导经济后期的恶化和是否会削弱这种单一主导型的社会弊端问题讨论，我们已在前面的专题章节讨论。
分清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基本的处世不同点，我们就不难看出“穷人之所以穷，之所以无法轻易地摆脱贫穷”的关键：是穷人们生活在以富人为主导的社会游戏环境（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没有可剩余的财富去转化为资本，也不清楚富人们的游戏规则，而是执著地按穷人间相处的习惯（亲情和人治）去处理身边的事，更危险的是他们以这样的方法与富人们打交道。这就是穷人的悲剧开始，贫穷不是罪过，也不是光彩，却是糟糕的。在资本主导市场经济的今天，有时“穷”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实质上穷人的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通常是远远高于富人的。
不要小看穷人生活的简朴，他们只能经营自身的劳动力或做些小本生意，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去看，却是高成本的运作。
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一个穷人家里的水龙头坏了，由于贫穷一时买不起一个新水龙头。于是，他就用破布条缠住它，不让它漏水，只有隐隐的一点渗水。时间一长，有一天自来水公司前来讨债，才发现自己欠水费的增加之债，已经可以买好几个新水龙头了。
如果他又一次无力支付这项欠款，同时一时又无法借到钱。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利息的增加，也许最终还将面临官司的缠身。
由于“贫穷”而买不起一个水龙头，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穷人生存或经营成本的构成。
我们再看看一个典型的富人们生活或经营的成本构成：一个富人，由于他拥有豪宅，生活得很奢侈。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成本很高，高过穷人成千上万倍。但几年或几十年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房产（或某些资产）增值部分，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以往的花销。
也就是，他们可以无成本地奢侈，同时因为资本的作用（投资性行为）还可以积累财富；至于生活以外的成本，那更是以追求投资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成本，中国民间流行的一句土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会做，但亏本的生意没人会做。”
这就道出了资本主导经济的实质：资本的唯利是图。
资本主导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不讲“情面”只讲“唯利”，于是资本主导经济时期的社会，要想脱贫就绕不开原始的资本积累或原始的资本取得。
现在我们可以说：由于穷人很难获取原始的资本，且穷人的生活成本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正数构成；而富人的生活成本往往是零，甚至是赢利的，成本的负数构成者大有人在（俗称的“败家子”除外）。
这样穷人就会因缺乏资本而被挡在财富再分配规则之外。“贫穷”是个可怕的恶魔，有时它会不断地拖你进入一个更贫穷的境地，稍不慎就会领你进入一个债的怪圈，使你无法自拔，甚至毁灭你的一切，这是穷人的悲剧。
穷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是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悲剧！
这里所指的穷人，在中国可分两类：一类是仍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的人们；另一类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却无法应对普通教育或稍大疾病的平民。
笔者所指的平民既包含了两类穷人，更包含了那些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稳定，却非常吃力地应付高等教育，更无法应对突发性事件或大病”的人们。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小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我们的中产阶级至少是有房、不一定有车，但一定要有几十万的存款，否则他们无法安心地稳定生活。这样他们仍然是我们所指平民中的一员。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真正在中产阶级几乎没有的原因了。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平民已经开始觉悟和投入富人规则的实践中去。
但是，那些“已经初步运用富人规则”的平民创富实践者们，由于资本少又处在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多数都遇到了最多、也是最原始的两个问题：生意难、生意累。
事实上，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已经是“富人规则”的参与者们共同而普遍的言论：做生意，真难、真累。
在摸索的这20多年里，笔者不间断地听到“生意越来越难做”。几乎天天有人在讲“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前好做”，类似的话题我们听了太多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人讲，80年代末有人讲，90年代末也有人讲，21世纪还是有人讲。
这里，既反映了整体社会经济的进步，又反映了实际的生活质量被苦累所冲淡，更反映了社会竞争的激烈。
看来我们平民要致富，要加入本已经十分激烈而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去，绝非易事。笔者以为：即使有好的生意，有时也不能进行完全的自我实现。
尤其是在资本不够充足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一些强迫自己违背自我意愿的现象，只能是“身不由己”了。
初步观察分析了以上的“苦经”，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所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本还不足够大，且你正在用“现在的眼光”，甚至是“过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生意，当然竞争激烈，生意难做了，加上一时无法调整或回避得“身不由己”，当然也就生意累了。
笔者想说的是：我们要用“未来的眼光”，来解决用“现在的眼光”，甚至是“过去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问题，以“与众不同”的“未来眼光”来看现在和未来的生意，并以此来抗衡平民的资本不足。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与众不同”的“未来眼光”，是要有科学实际作支撑，而非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这个“未来的眼光”就是认清“智慧劳动”正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向。
现在笔者想告诉读者的是：随着智慧经济时代到来，这种“生意真的难做”和“身不由己”有望得以缓解。
由于我们开始进入智慧经济时代，智慧劳动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智慧劳动开始逐步替代资本的部分功能，成为社会经济的第二主导者。
此时，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规则的变革，不再是靠传统的革命性洗牌手段（主要表现为社会变革、政府更替）或单一的商战洗牌手段（主要表现为恶意竞争、恶意兼并）。
这些手段将逐步被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的影响力所替代，财富榜的洗牌频率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财富积累型和虚拟经济里培养出来的富豪们也将面临“智慧型新贵”们的挑战。
社会财富的高速洗牌现象，使得中国民间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富不过三代”等不再灵验，也许该成为“3年河东3年河西”、“富不过10年”了。
这种高速洗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豪榜更替频率，使得大众的成功欲望大大地被激发。想成功吗？不靠资本靠智慧劳动或利用智慧体系，还是有可能把你送上全国首富，甚至是全球首富的宝座。
别丢掉野心和欲望，穷人首先最缺少的是野心（盲目、狂妄的除外），让我们用心地去驱赶“胆战心惊”的贫困。
不要对神秘大人物，也不要把财富的积累规则神秘化！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平民往往都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问题就出在我们把成功看得太复杂了，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神秘化，而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正是如此，它就成为阻碍大多数人无差异化竞争或与成功无缘的要因。
在现实的实际生活工作中，我们的思维时常会被经验和时空局限框住，往往不知觉地跟着思维的惯性走。
我们以新酒店的定价思维惯性为例来说明摆脱习惯思维的重要性。我曾经为一家准五星酒店的开业做顾问，当时管理团队将价格体系设计出来征求我意见，我分别问了总经理、业务副总、市场部总监和其他部门的参与制定者，设计价格体系的依据是什么时，他们回答的几乎是一样内容，不外乎：城市总人口、城市商务人员和外来人员的占比、周遍同类酒店的价格参考等。
于是他们的定价依据思维也就决定了经营方向和营销对象和营销方式，一个300间套的酒店他们将面临年300×360＝109500个间夜的销售任务和面对几十万的准客户的营销，单凭几个营销人员每年要营销和服务上万个准客户，其实际的营销效果和客户服务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观念恰恰是要求他们首先忘掉设计产品的本身和周边参考的固式思维路线。
首先要求他们抛开市场参考的前提，而是仅仅锁定核心的35％左右的核心客户，那么由于核心客户的带动效能，通常会有其他的15％增加值，而这些35％＋15％的群体在实际的入住过程有会稍稍滞后地产生辐射效应，通常在随后可辐射出25％左右的客源，由于有了70％左右的热闹场面再加上散客和自主上门客的带动，这样酒店的年入住率也就有了支撑，再波动也差不了太大了。
于是，关键问题出来了，那就是问题集中到了这35％的客户上了。此时我们假设我们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出平均每月能自己入住或招待其他人入住本酒店2个间夜的人，那么我们的核心客户人数为：109500×35％／2×12＝1596人。
我们现在可下个结论：我们真正要主要营销和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谁？是109500还是1596？显然我们所有的设计和服务首先要针对的是这1596人，我们的一切标准都是首先围绕着他们，那我们的定价也是以这1596人的承受和需求来制订的，而不是几十万人的需求或周边同行的参考。
至此，该酒店的经营方向、营销对象、营销方式和客服措施等也就清晰可见了，酒店的经营业绩要就有了可靠的市场动力保障了，差异性竞争也就实现了。（通常的习惯思维不是针对35％的人群设计方案，而是总客房数的年间夜数）
从这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思维惯性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的思维往往被眼前现象所束缚，常常无法回归到基本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