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后来在祖师顶写“改革长剑破险关”的邢副书记，当时就想不通，是一个反对派。他辛辣地说，我们抢卖户口，是不是有点像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筹措军饷和修造颐和园的经费，卖官鬻爵一样？
成竹在胸的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打断了他，果断地说，千秋功罪，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机遇这东西，稍纵即逝，如果抓不住，我们将是背负遗憾。这点风险，我来承担，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以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是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一头沉”的干部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二是可以扩充国有企业的职工队伍，打破原有的招工体制，为我们的工商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可以组织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县城建设，我们谁也装不了腰包，犯不了多大错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到底能够筹措多大规模的资金，但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得知，效果肯定不错。先拿出八千个非农业户口指标投石问路，看看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应，再做进一步的部署。
县委书记敢于拍板，大家自然没有话说。随后又研究了策略问题，这事情毕竟没有上级的红头文件，县里决定也不制定文件，不大肆张扬，只做出口头安排，各位副书记和有关领导，在本战线传达，悄悄地进行。并且决定简化办事程序，县财政局、公安局、粮食局和银行这么四家，联合办公，所收的钱，不能叫做“卖户口”，那太难听了，太直白了。领导们琢磨后，决定把一个户口要一万两千块钱，叫做“城市增容配套费”。收到的钱，粮食、公安两家得小头，财政得大头。而且，在试运营阶段，这八千个农转非指标，只限于“一头沉”的县城干部职工子女，单位必须出具证明才能办理。
消息传出，从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首先开始，正副科级干部带头，科员职工殿后，很快形成了抢购的热潮，八千个指标不到两天告罄。多少年来，城乡差别一直存在，“农转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过去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农转非指标，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居然花钱可以买到，用不着“开后门儿”了，自然有人愿意拿出全部积蓄，办这一件安置子女的大事儿。
当乡镇的干部知道这件事情时，就有点晚了，很有意见，纷纷抱怨上级不把在乡里工作的干部当人看。不过不晚，县里很快又拨出指标，而且把范围扩大，价格升高，面向社会，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凤姑她二姑以及那些老姑娘们，向娘家人传递消息的开始。
县城以上的大城市，曾经刮起过一股“抢购风”。人们倾其所有，不仅把食盐、糖烟酒、香皂、肥皂、洗衣粉等日常生活用品购买一空，而且高档的电冰箱、洗衣机严重脱销，闹出了一家买了几台洗衣机没有用处，用来盛酱油的笑话。在这次抢购风中，我们马寨的乡亲们无动于衷。可是，买户口却引起了一批人高度重视。元叔非常羡慕那批民办教师吃上了商品粮，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成为非农业户口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从省城到乡村，人人都会唱的地方戏《朝阳沟》，上边有一个角色叫“银环妈”，她唱道：“就是当个营业员，也比农民强得多！”这句话，在戏里边是反面的内容，但在当时是个真理，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花这么大代价买户口，不是人人能够办得到的事情，我们寨子里，最后落实下来，不过是买了六七个商品粮本本。刘庆立校长的女人就要刘庆立给大一点的孩子买一个户口。刘庆立说，算了吧，我这商品粮本本何时用过？再说，现在的工资都发不齐，拿什么花这笔钱？一下子挫败了“第一夫人”的锐气。
寨子里那些没有钱的人，很嫉恨有钱人为自己子女买户口，说出口的风凉话，非常难听：“生成的挠粪堆鸡子，上不了高门台，有本事买个县官当当。”那些买到户口的人，不多久就遇上了麻烦，村民组的干部，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非农业户口，要把地收回来重新分配。县里领导发现了这一苗头，立即做出英明的决定，要求各乡镇，在这一批人没有上岗之前，不允许把土地收回，这才让那些对“烧包”的有钱人不满的农民没有话说。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儿，专门讽刺买到户口的人：
说是商品粮，
还是庄稼汉。
要是不种地，
吃个狗娃蛋。
当元叔在排着长龙一般的队伍中，挤到办公桌前，终于给两个孩子买到商品粮户口时，是流着眼泪挤出人群的。他没有料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花这两万多块钱实在冤枉。不要说这两个孩子在以后都考上了大学，最小的男孩后来还读了博士，就是按照县里安排，让这一批农转非人员去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人能够上岗。因为这些企业，有的破产，有的改制，有的消失，原有的工人们下岗失业，形成过一拨又一拨的上访浪潮。
下岗
现在似乎应该说一说当年那几个招工到县城的人的情况了。
就在元叔他们为子女买户口以后不久，曾狗留带着烟酒到刘庆河支书家里，让刘庆河感到非常奇怪。
刘庆河问：“狗留，你何时回来的？”
曾狗留说：“庆河叔，我回来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不好意思见你，想来想去，还是得来找你，央你给我办件事儿。”
刘庆河说：“有啥事儿，你说吧，你们当工人的，回来一趟不容易，只要是能够帮忙的，尽管给叔说，叔尽力给你办。”
曾狗留吞吞吐吐地说：“啥工人不工人，我不想当工人了，想回来种地。请您给俺村民组说说，看能不能给我分点地？”
刘庆河这才明白曾狗留的来意，差一点笑出声来：“现在有人到县城买户口，就是为了当工人，吃商品粮，哪有你这当工人的想回来当农民的？”
曾狗留说：“我干活儿的那个砖瓦窑场已经破产了，厂子卖给了城关镇的一个乡镇企业。人家村里的群众到厂里干活，我们原来的工人一个不用了。我都下岗好几个月了。想一想，实在没脸见人，一直在家里躲着。”
刘庆河说：“你是商品粮户口，不在村里的户口册子上，按照政策，是不可能给你分地的。”
曾狗留有点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庆河叔，你给我找个头儿，我情愿把户口卖了。这工人再当下去，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刘庆河说：“这真是奇了怪了，有人要买户口，有人要卖户口。这样吧，我给你们组长说说，总不能让你没有饭吃。”
原来刘继贵和刘庆堂在丝钉厂当工人，比他好一些，早早地娶到了老婆。这曾狗留却没有这份福气，他自从当上离县城十来里地的砖瓦窑场的亦工亦农工人以后，村里人不知啥情况，以为他混得不错。究竟怎样，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每天不过是跟泥巴打交道，出的是牛力，干的是脏活和重活，一点也不如在家里种地。
曾狗留他姐曾巧兰嫁人后，与刘庆典断了来往，但一直对娘家这唯一的弟弟操心。曾狗留长得比较丑，在家里当农民时候，根本没人提亲，眼看要打一辈子光棍。幸亏当上了工人，才开始有人给他说媒。这些闺女们听说他是个当工人的，非常高兴，一说就成。但到他干活的厂里一看，就把彩礼退了回来。因为那个厂除了切坯用的是机器，砖瓦窑是一座十四开门的轮窑外，其他的与村里的窑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摆坯子，装窑，大烟大火地烧砖瓦，只不过不用水阴窑，烧出来的都是红砖、红机瓦。几十亩地几年下来，吃成了一个大坑，没有这些工人在那里死做活，不会产生这种改天换地的效果。这样的工人不当也罢，嫁给这样的人实在窝囊。
后来，他姐亲自张罗，在她婆子家那个村，终于给他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让刘继贵和刘庆堂都感到意外。其实，他姐姐心里很清楚，这姑娘之所以能够嫁给曾狗留，是因为在家里已经怀过孕，打了胎，没有法混下去了，又冲着曾狗留吃的商品粮、每月有工资，心一横才嫁给他的。
厂里见曾狗留娶了这么好的老婆，许多工人羡慕地说：“真是好汉子没好妻，赖汉子娶仙女。”别的工人家里有老婆，都没有到厂里来，只有曾狗留的未婚妻，给曾狗留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到厂里住。厂里知道曾狗留娶个老婆不容易，对曾狗留特别优待，专门让他们用切坏的土坯，贴着大宿舍盖了一间小房子，还把他老婆安排到食堂做饭。有人见了曾狗留的住处后，讥笑说：“这真是卖鞋老婆赤脚走，做砖瓦的住土坯房。”
刚结婚的时候，曾狗留尽管每天累得要死，还要在这女人身上折腾半夜，渐渐地没有了那份努力。到了夜里，丢下饭碗，手脸也不洗就要困觉，一睡下立即扯呼噜放屁，让这女人难以忍受。这女人本来就是水性杨花，也可能从嫁给曾狗留那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他过长日子，只把他当做跳板。没有多久，就偷偷地和管伙的小伙子好上了，二人没有少干偷偷摸摸的好事儿。这女人开始吵吵闹闹要和曾狗留离婚，曾狗留不胜其烦，听说是那个管伙的与他老婆好了，要与人家拼命，那人赶快调离到了其他厂里，并且真的和自己的老婆离了婚。曾狗留的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不让曾狗留沾身子，惹得曾狗留一头火星子，痛打了那个女人一顿，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曾狗留一直单身。
十几年来，厂里接连换了几任厂长，每个厂长都在县城里盖了独家小楼后调走了。因为这个厂不是县里的利税大户，县经委的领导很少关注这个地方，厂里的财务管理越来越混乱。到了后来，连工人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工人们到县里闹了起来，这才引起经委领导的注意，派出工作组到厂里清理财务。不清理不知道，一清理吓一跳，厂子早已资不抵债了。县里正在对工业企业“砸三铁”，银行也不对这个破烂厂投入资金。于是，他们把这个厂当做试点，首先砸掉了。工人们当然不依不饶，反复上访，最终县里同意进行破产改革，拍卖给了城关镇的一个乡镇企业。拍卖所得，并没有多少钱，倒是优先给工人们补发了工资，但大家从此失去了工作岗位。这些工人只有力气，没有技术，其他企业根本不能安置他们，县里只好委婉地让这一批工人回去待业。
曾狗留回到家里，没有脸面见人。他妈已经过世了，他就在屋里同他年迈的父亲怄气。说出去的话冲倒墙。他爹说：“狗留啊，你去挑一担水吧。”他说：“我不挑。”他爹说：“你在家怄气，也不能让我们干死吧。”他说：“我就是挑水浇屎壳郎，也不给你吃。”他爹说：“当了两天工人就不是你了，这么不孝顺！不要忘了，你总是我和你妈生的养的！”他回敬他爹说：“生的养的又怎么啦，你们日×啦，美啦。”把他爹气得要死。还是他姐曾巧兰回娘家，知道他心里烦，怪了他，又安慰了他，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回来种地吧，这话说到了曾狗留的心坎上，这才不再同父亲生气。可这时支书已经换成了刘庆河，曾巧兰与刘庆河没有交情，就备了礼，让曾狗留亲自去找支部书记要地种。
再说刘继贵和刘庆堂，比起曾狗留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所在的丝钉厂，生产也一直不景气，开的工资菲薄。两家人的生活入不敷出，过得紧巴巴的。
那时候，县城流传“三大怪”，说是“水泥路泥巴盖，吃得起面吃不起菜，女孩脖里缠腰带”。这“三大怪”的意思是，主街道修的是水泥路面，上边蒙上了一层黄泥巴，下雨时泥搅水，干天尘土飞扬。县里领导就是下决心治理县城脏乱差，才横下一条心卖户口筹措资金的。濒临下岗失业的工人，那点可怜的工资收入，只够买面吃，蔬菜的价格很高，他们到菜市场捡菜叶子吃。第三怪有点可笑，不知从哪里流行到我们县里一种时装，女孩们的领子上安装上了一条布带子，好像是过去我们那里的群众穿大裆裤子时，束的布腰带，现在吊在了姑娘们的脖子里，飘飘洒洒的很好看。
曾狗留下岗不久，丝钉厂也倒闭了。刘继贵下岗后，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骑着，到汽车站做拉人的生意，收入反而比工资高一些。刘庆堂则做小本买卖，磨起了豆腐。我们马寨人做出的豆腐好，是出了名的。刘庆堂摆在县城东关的豆腐摊儿，没有几个月，成了“门头生意”，他根据小时候在家吃热豆腐的经历，专门开辟了热豆腐这一项目，成了名牌，很受欢迎，竟然比卖豆腐还能够更多地赢利。
张灵玉因为嫁了一个机关的小股长，在棉纺厂干了不到三年，她丈夫把她调到了商业系统。现在商业系统也不景气了，生意越做越差劲儿。上级提倡“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张灵玉自己承包了一个副食门店，生意做得很红火。就在这些工人们下岗失业的那几年，正是做生意最赚钱的几年，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做生意只要起步早，都发了家，有知识的人气愤地说：“现在脑体倒挂了，卖茶叶蛋的胜过做导弹的，拿剃头刀的胜过拿手术刀的。”做生意的人沾沾自喜，他们说：“摆个纸烟摊儿，胜过当县官儿，全家做生意，抵个总书记。”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张灵玉虽然不当工人了，反而赚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