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烟才是烟草种植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一开始，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怎样种烟叶，怎样建火炕，上级就从襄县那边请来烟师，指导我的乡亲们烧烟炕。经过一年的努力，炕烟的技术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烟师们就不再来赚我们这里的技术费了。
啥东西都不能赶浪头。市场是个怪物，我们老百姓的土脑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养长毛兔，很赚钱，大家一窝蜂一样，买了他们价格很贵的兔娃儿，养起了长毛兔，到了只能卖兔毛时，就不赚钱了。有人又引进了美国牛蛙、荷兰鼠等，谁占了先机，赚的都是昂贵的种钱，跟着闻风而上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像养长毛兔一样。
种烟叶也是如此，开始的两年，确实是赚钱的。第一年赚回了建炕烟楼的本钱，第二年就有了效益，烟叶种植从此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儿。全省到处都改种烟草，面积放大了数倍，种了几年以后，卷烟厂的烟叶积压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要不是上级硬逼他们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停止收购才怪。虽说没有停止收购，但压级压价，群众很有意见。你想，从育苗开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药，采摘、编绺儿上烟，装炕、烧火，在炎热的夏日里进到二三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炕里出炕，放在外边，让新出的焦烟叶上点潮气，再到后来，还要分级拣选，打包出售。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忙了几个月，蜕了一层皮，没有赚到钱，白搭工夫，叫谁也不会愿意再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乡亲们想不通，连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村干部也想不通。经过副乡长刘继昆反复做工作，刘庆典动了真劲儿，把已经成为马寨小学校长的堂弟刘庆立叫来，要他们组织宣传。刘庆立安排教师们，把各家各户墙上原来的标语铲掉，重新写上号召种烟的标语。刘乡长对刘庆立说：“庆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药，你看能不能把声势再搞大一点？”刘庆立说：“乡长放心，没问题！”
果然，乡亲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场面，学校的老师们带着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个角落游行示威，高呼着口号：
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种烟任务！
抵制种烟，死路一条！
看着娃娃们的举动，听着他们喊着吓人的口号，寨子里的群众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觉得有点可笑。
种烟叶（下）
我的乡亲们不愿意种烟叶，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收购环节上。
烟叶收购是烟草公司的经营行为，他们与政府和烟农不一条心。政府虽然没法干预，他们也不敢在明里得罪各级领导，但他们对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难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各个烟叶收购站点，天天都有烟农与收购人员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
刘继县的脾气本来就倔，加上年轻气盛，他去卖烟叶，分明是“中二”的烟叶，硬是叫女验质员判为“下一”，差了两个等级，一斤少卖一块多钱，脑门子上开始蹿火星子，与验质员吵了一架。那个女验质员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今年的等级普遍提高了，我没有办法。在场的其他卖烟叶的人，也纷纷抱怨自己的烟叶被压了等级。这虽然不是给那个小妮帮腔儿，竟让刘继县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过磅时，那个男过磅员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鲁地说：“日他妈，扣这么多水分，老子不卖了！”那个过磅员也不是好说话的，冷冷地说：“你愿意卖了卖个，不愿意卖了去个！”刘继县就把三十多斤烟叶从磅上拽下来，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边点边说：“我让你看看，这烟叶的水分到底大不大！”烟叶本来是冒烟的，点着了，竟然比干柴火着得厉害，火苗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
回归
孙丙豪夫妇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时，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涂有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字样的大型客机，是不可能直飞祖国大陆的，而是飞向了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转机，两口子不得不在香港，整整逗留了十六个钟头四十七分钟五十一秒，通过了第二次烦琐的验关手续，终于坐在了香港通往郑州的客机上。这架飞机悠悠地转到跑道上，调顺了身子，突然动劲儿，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机翼闪动着，强力加速，直插蓝天。就在离地的那一刻，孙丙豪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瑞士表，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时间。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啊，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夫人，用小牛角梳子，一遍遍地为孙丙豪梳理着稀疏花白的头发，把孙丙豪抚弄得心情更加亢奋，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当年小妹妹孙转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的场景，那是多么叫人难割难舍的一幕。人家毛泽东主席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回归故园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孙丙豪为了这一天，所用的时间更长，算起来，整整用了四十一年三个月零十七天时间。
妹妹孙转在郑州机场接到了他们，与哥哥相拥大哭，孙丙豪夫人和孙转的丈夫眼含热泪，站在一边一直看着兄妹二人哭足哭够。本来，孙转两口子打算和哥嫂坐公共大巴回到县城，再转车回高楼街，孙丙豪却要包一辆出租车，说这样做，主要是方便带回大大小小的一堆包裹。孙转认为那个司机要价太高，孙丙豪却说不贵不贵，比台湾便宜多了。就这样，他们依然顺着当年孙丙豪和十三军一起逃亡的107国道，迤逦向西南奔去。当然，现在的107国道已经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面，汽车跑起来，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回到了高楼街。一路上，孙丙豪不住地叹息，变化太大了，远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安顿下来后，孙转家比东京还热闹，另两个妹妹和家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堂弟孙乃社和儿子当然也少不了在此，他们把阶级斗争中划清的界限，模糊成了最亲的亲人。街上看热闹的邻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委统战部曹部长，带着县里小报的女记者也闻讯赶来，在高楼乡书记陪同下，与孙丙豪先生接上了头。孙丙豪先生半是感动，半是忐忑不安，不停地向人们打恭，敬请“曹长官自便”。曹部长已经接待过好几批台湾返乡人员，深刻理解从台湾第一次归来人的心情，练就了一套十分熟练的统战手段，与孙丙豪先生商定了陪同孙丙豪回马寨的事宜后，和一干儿人等回到乡机关打牌、喝酒去了。
孙丙豪夫妇给亲戚们分发了携带的礼品，主要是电子表、尼龙丝光袜和打火机，人人都有一份。一群孩子很喜欢这种黑色塑料壳的电子表，从上边的方块液晶显示屏上，一下子就能够读出时间来。还有一种让盲人用的电子表，一按上边的一个三角键，会发出公鸡打鸣的叫声，随后报出即时的时刻。打火机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气体打火机，比当时群众用的汽油打火机好多了，一拨齿轮，百发百中。也有十几个防风的电子打火机，按下开关，会蹿出蓝色的火焰，这些主要是送给了曹部长、乡领导和村干部。
让孙丙豪后悔的是，他们把在台湾不用的许多衣服带了回来，满满的三大包袱，满以为这才是最实惠的礼物，谁知亲戚们并不需要这些。孙丙豪看到亲戚们大人小孩衣着光鲜，根本不存在《宝岛日报》上描述的衣衫褴褛、贫穷落后的模样。早知如此，实在没有必要动这么大心思，费这么大劲儿，把一大堆衣物带回来。孙丙豪夫人分发给三家亲戚的红包，厚度略有差别，让另外两个妹妹在肚子里嘀嘀咕咕地猜测起来，她们对小妹妹孙转的过分热情有点嫉妒。这种嫉妒的表情不好遮掩，让孙丙豪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