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牧人自己住的毡房外观并不好看，但里面却内容丰富。
2.草原上如此美丽的毡房一般都是用来接待游客的。
3.岭南小镇常见的小旅馆。
一
从西北来到东南，我住进出租屋。最初几日，我只蜷缩在屋内，煮饭、看书、睡觉，一点都不想出门。我像个匆忙中跳伞的战士，慌不择路地在海边登陆。第一次出门，在小区外驻足，左瞧右看，选择了牌匾多的那边。进入超市，货物陈旧落伍（我住在××村），但我还是买了电饭煲、薄棉被、大米、蔬菜和水果。
我住的是一楼，玻璃推拉门内，又加了层钢筋折叠门，外出时，要将折叠门锁上，否则，坏人极容易从阳台上翻进来。阳台是敞开的，不像北方，加固着玻璃或铁栅栏。站在阳台，可一眼望见对面草坪上的大王椰、棕榈树、簕杜鹃，然而，当折叠门拉紧时，整个房间像全封闭的监狱。
房间不大：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我努力，再努力，试图让身体和这间出租屋的结构协调起来，然而，我和它，到底还是脱节的：我无法以主人之姿享用它，而它对我，一直倨傲、僵硬、冰冷。先于我存在于这个空间的物体，以种种古怪方式，让我受到排斥：卧室衣柜涂着棕黑色，是老年人的色彩谱系，我无法猜测出屋主人的年龄；拉开柜门，木板嘎嘎，如打开密室，散发潮湿霉味。
我不愿将任何东西放进抽屉（潜意识里，我一直在做离开的准备）。虽然它们和衣柜一样空荡，可总有一张折叠的报纸、几颗螺丝钉、一个灯泡、一堆曲别针，突然冒出来，提醒着我：这个空间，曾被他人占用（类同二婚）。
有只褐色翅膀的蛾子，从台灯处飞快滑入墙角，须臾，不见踪迹。清晨跑步，与一只老鼠劈面相逢，我们皆愣怔。它太肥硕，是北方同族的三倍，并不灵活，拽着大肚腩，呆立。然而，它不怕我。片刻后，晃晃悠悠，它朝草地奔去，其熟练背影，比我更像此地的主人。
我无法在卧室安睡：一只黑蜘蛛，李子般大小，用均匀的触角轻缀蚊帐。它那么大……我无法想象，当电蚊拍触到它，会发出怎样的焦味？我轻摇蚊帐，希望震颤能告诉它：这里，并不像表面那么安全。第三天，它不见了。之后，我在蚊帐上发现了一颗小黑点。仔细一看，是一只比指甲盖还小的蜘蛛。和它的母亲一样，它也有着均匀分布的触角，正牢牢缀着纱网，扑簌簌颤抖。
这间出租屋，常令我想起早年离开家乡哈密，到乌鲁木齐时住的那间宿舍：同样小，同样处于茫然不知所措，同样被一片陌生包围。而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家，家里的书籍和衣服，亲戚和朋友，皆变得疏远陌生，像从来不曾存在，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一九九三年八月和二○一○年八月——如此相似！
我将灵魂保留在北方，而提着肉身的残骸来到南方？一九九三年的我，如一簇刚点燃的火苗；而现在，我的面庞蒙上了层淡淡的土灰。事情再清楚不过：我必须要丢下一些看似很要紧的东西，随后，开始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新的生活，恍如蜕壳的龙虾，虽然变得柔软脆弱，但也不免兴奋起来。
我在那张摇摇晃晃的餐桌上开始写作，试图敲打下我的故事、我的感想，却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指头凝滞不前，完全不听使唤。闷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每一天，都被折合成租金，提前支付出去。
一想到下个月的账单，突然间，人又高度紧张，脑袋开了窍，敲打键盘的频率快了起来。然而，不消几日，那轻松又兀自而飞，再次枯坐窗前，手指僵硬。
我拨快了在体内运行多年的时刻表，试图消解两小时的时差：我在晚饭时睡觉，正午后去吃晚饭，凌晨酣眠时起床。无数次，我在心里默默计算：北方的十点，等于南方的八点。所有的时间，皆以此类推；所有的时间，都不是安稳地驻扎在自己的营帐里，而被火种点燃，呲呲冒烟，从最宁静的战士，转变成最傲慢的暴徒。
我的大脑在努力控制、调配自己适应新时间，而我的身体则在抵抗、惊骇中，延续着老时间。我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从此不再拥有那种彻底的安全感。我不知道这种生物钟的调整于别人会怎样，对我，不啻为某种道德标准，乃至精神标准的大调整。
当我不得不靠“广东省居住证”将自己维系在南方时，我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居住证和身份证的最大不同，是居住证上有两个地址：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址；同时，身份证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而居住证是一年。
我仔细观看两个证件上的自己，发现虽然五官相仿，发型略有差异，但眼神，却完全不同。这张面孔是破碎后，重新拼贴在一起的。
原来的我——那个真正的我——被永远破坏了。
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胆怯谨慎多了：我要感激我看到的每一片绿叶，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以及每一个微笑的邻居。我收敛起放纵激越的笑声，害怕过分张扬引来的侧目。毕竟，我不是在自己的出生地（这种痛苦，并非仅仅来自吃不饱穿不暖），我无法挺直腰板，言之凿凿，而变得敏感脆弱。
一个暂时的居住者，在各种官方机构中，首先要公开自己的履历——不是出于信任将自己的履历交付出去，而是——公开。这种公开，已经意味着质疑。我拿着那些表格，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去办手续，而那些先后顺序，是早已规定好的。
每一次取表和交表，都让我感受到另一个可怕的词：逃跑。如果打工者来到南方，是为了躲避贫困，那我又将亮出怎样的理由？当我不得不公开我的履历时，似乎，我并非达到缺吃少穿的地步，那我的这种“逃跑”行为，将归类到何处？那位民警，那个诗人，或那个邻居，他们惊诧地盯视我：你……何以从风景区来到工业园？
在填写了无数张带着编号的表格，并盖章后，我还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在“选择何种避孕措施”中，找到一项，打钩后，再到卫生所做B超：查环查孕！
脱鞋，躺在那张铺着白床单的窄床上，淡蓝色塑料帘子象征性地半掩着，自己褪下衣衫，袒露肚腹，被涂上团黏糊液体后，因陡然到来的冰凉，而浑身紧缩；随后，圆润的传感器开始转动，携带着湖面晃动涟漪的波浪感；转啊转，貌似永远转不完，其实，不过转了一分钟。
同样的检查，在乌鲁木齐，我也曾做过。那时的肚腩里，有个小小的胎儿，我要知道它的心脏是否正常跃动，它是否比上一周，更茁壮完整。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未来的生活，将伴随着这个孩子的诞生，更甜蜜悠然。
“起来吧！”她不是在催促我，而是在叱责我。擦掉黏液，起身穿鞋，整理衣衫，等待最后结果。这个过程不能算是耻辱，也谈不上刁难，但却总让我感觉受到了侮辱。这是些小事情：始终都是些小事情；然而，在这样的小事情中，我感觉尊严的跌落，比股票的曲线更迅疾。我要怎样袒露、坦白、坦率，才能表明我身体健康，来路正派，神志清醒，懂得避孕，不会携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危险？然而，我不能慢待任何一张表格，任何一句问询，任何一个机关工作人员……否则，我便会在迁徙的途中，丢失我自己。
我不愿谈及新疆，也不再说起乌鲁木齐，更不愿当别人说起新疆旅游时，加入到赞美新疆风光如何“大美”的话题。不，我无法更深入地谈论那些话题。谈了，又能怎样？当我坐上火车，穿越河西走廊，眼前逐渐展开的不是焦黄，而是新绿、翠绿、浓绿时，我知道我身后的那片西北偏北的土地，已渐渐凝缩成地图中的公鸡尾巴。它在那里，永远在它该在的地方；它无法移动自己，而我可以。
二
坐在公交车上，不断听到报站：××村到了……××新村到了……××二村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并不是一片又一片农田，而是一幢又一幢楼房。这些“村”，不过是些商住小区，没有田埂老牛、牧歌炊烟，村人混杂一片，互不相识。
在出租屋居住的日子，我只是占据了一个空间，而整个灵魂，并没有黏附在这里。有个念头，无时无刻不在侵扰我：我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恰恰是对定居的渴望，以及由此滋生的痛苦，时刻压迫着我的神经，促使我在面对陌生街景时，怀着半是生人、半是主人的姿态。
我不知道我能在南方住多久，我如何才能摆脱这间出租屋；并同时，我的生活不再只是临时性的，而能做长远规划。
某日文学聚会后，送一位男诗人回家。车从市中心的会场开出来后，已是深夜，街道边幢幢高楼挺立，像只只放大的狼影，黑魆魆，又闪着光。突然，迎面看到五幢连体楼宇，像个扇面被打开，黝黑身躯上，镂空着四方洞穴，每个洞穴里，都蹲伏着一只亮晶晶的小兽。某个瞬间，我感觉那片楼宇突然向后躺倒，那些灯光晶体，并不是竖立着，而是平平地摊放在水平面。
另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在建立，而这种关系的扭结，比起人类在游牧或农耕时代，更为复杂。与人在树林、在田地、在牧场时仰望天空完全不同，人在工业时代的楼房间抬头，并非敬畏造物主的威严，而更臣服于人自身的霸道。篱笆不见了，围栏不见了，马齿苋草不见了，梨树和小鸡不见了，只有楼房，一幢幢钉牢在地里，又插入天空的楼房。
诗人住的房子，在那片摩天大厦的夹缝中。同样是出租屋，我住的是小区里的房子（楼房的模样统一，有大门、保安、各类植物）；而他住的是农民房（本地人自建，高低错落，见缝插针，管理混乱，难得看到一棵树）。在车上，他调侃道：“我们那里，楼挨着楼，间距不到一米。”他又说：“这边楼房的水龙头开得猛些，对面人的脸，会粘上液体。”
街道逐渐弯曲、逼仄。有个小吃店，懒洋洋地开着门，玻璃柜台内的铁盘中，放着切好的猪肝、鱼片、粉肠、肉丸（吃粉时，可往里添加）。小店里木桌木椅，墙上挂着风扇，但内里，依旧是挥之不去的闷热。再向前，小路斜插进一群低矮楼房中，彻底不见了踪迹。
他住在最后一幢：六层高，无大门，只敞开个门洞。进入后，左边是保安室，有人轮班，照管整楼的安全，右手是楼梯，大理石地面，倒也干净宽敞，但稍显昏暗。拾阶而上，楼道内左右展开两排屋，铁皮门紧闭，门外散乱着各类鞋子。他掏出钥匙，窸窸窣窣，打开门：一股铁锈味扑面而来，像野兽归洞。
这，就是传说中的农民房：长条形小客厅，靠墙放着古旧的三座木沙发，正对着同色同质、嵌玻璃的小茶几，侧面是台饮水机，角落处是个黑色拉杆箱；顺墙向里走，小卧室内有张双人床，床头柜，镜面蒙尘的梳妆台，一米宽小衣柜；再向前，是阳台，没有玻璃窗或铁栅栏，就那么裸着——是个洞，能直愣愣看到对面（也敞着同样的洞）。阳台对面，是两间并列的小屋：一个是厨房（简易锅灶，仅够一人操作）；一个是卫生间（淋浴器喷头挂在墙的半腰，下面是塑料桶，粗管道上架起块玻璃板，放着洗发液、沐浴露、卷筒纸）。
这样的居所，其实，并不简陋，该有的都有了；但是，它匮乏整洁与温情，亦缺少必要的点缀和细节的装饰。人是这里临时的客居者，而灰尘，才是真正的主人，充斥着整个空间，无处不在。一切都恍恍惚惚：吊挂而下的窗帘，是块随意的花布，漫不经心；关闭的衣柜，居然从底部伸出条长裤的腿；地上摊放着的包，拉链半开，像随时要装上东西，即刻离开。
这种近距离观察别人的居所，是骇人的：当目光掠过种种摆设时，这个人的生活仿佛一具被解剖的尸体，连最秘密的角落也露在外面，尽外人上上下下饱看。
这屋里的人和物，都处于不安状态。
漂泊、流浪、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从一间工厂到另一个，不知前方有什么，只提着胸腔里的一口气，朝前走，朝前走……我偷眼看他：脸上的皱纹活像一张诉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在杂志社干个小编辑，被有编制的正式工呼来喝去，杂活累活全都丢给他，发薪水时，不及人家的零头。顶让他生气的是，他因写诗而备受折磨。
在他看来，当别人称呼他为“诗人”时，简直就是在使用侮辱性的词汇。
诗人……不合时宜，可怜巴巴，穷困潦倒……在这个逐利的年代，他的行为，多么陈旧、古老或过时！似乎诗人是他一切灾难的缘由，就像身上皮带的尖插头一样，把他扣得牢牢的，气也喘不上一口。似乎，置身于如此穷苦景象，只能屈就，如果让头颅高仰，就显得不伦不类。
突然传来婴儿的啼哭，如玻璃互相刮擦，令耳膜疼痛。这屋子的墙壁像张半透明的黄纸，哭声一把推开，毫无障碍地砸过来，将一种难言的辛酸扩散开。这个充满啼哭的空间，貌似一个住所，却无法遮掩漂泊味。我心里一紧：如果我把孩子生在这里，他一样会长大，但是，他会视凌乱为正常，会将某种古怪的坚硬吞进体内，他一定和在自己家里长大的孩子，不一样。
出租屋里的生活，并非仅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当人们处于精神上的动荡状态时，对周遭的各类物体，都会显现出一种因绝望而衍生的随意性——镜子，就让它落满灰尘吧；窗帘，就让它含混地飘荡吧；卫生间，就让它沾满污渍吧；提包上的拉链，就让它休克在中间吧……太多了，这些漫不经心的细节，像被绝望攻克下的城堡，一个又一个，赤裸在那里，形成荒凉的坟场，慢慢地侵蚀、伤害、改变着这屋里的人，让他们的尊严被击落，迫他们匍匐下来，蚯蚓般苟活。
故而诗人要开始抵抗。他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远离一切喧嚣地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坚信一个新的时代，就在前方。
三
一天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起了吉也尔。在托里草原萨孜湖的那个下午，我朝一辆摩托车走去。车旁是个男孩：黑鸭舌帽、黑T恤、长袖白衬衣、黑裤、白运动鞋。黑和白在他身上形成起伏跌宕的落差美。我向他打招呼（在牧区，一般年轻人都会说汉语），听到回复后，我们用汉语交谈起来。我获悉，他叫吉也尔，十八岁，刚高中毕业。在他即将成为家中主劳力时，父亲送给他一个坐骑：价值五千元的雅马哈。
吉也尔说，他不喜欢骑马，也不喜欢听冬不拉。在拥有摩托车的第一天，他在托里县城花了一百元，装了个音响（像以前的骑手迷恋雕花马鞍），用来听摇滚。那音响就绑在摩托车左侧。他为我打开：强劲的鼓点砰然奏响，令周围空气翻滚发烫，音符涟漪般扩散开，音响表面像一颗裸露在外的心脏，一上一下，突突弹跳。
吉也尔早已习惯这种猛暴节奏，甚至还觉不过瘾，俯身从草丛中捉来蚂蚱，将它丢在音响上：那个小东西，四肢惶然，躯体随音响的鼓凸而蹦跳。打击乐随之变得残忍：像是对这只小蚂蚱进行的一场行刑。
我陷入自责：男孩因看到我，向我炫耀，将音响打开，将蚂蚱丢进音乐漩涡。他在展示他的游戏：他用以在草原上打发漫长时光的游戏；可那打击乐像钢爪，摄住我的脉搏，令我喉头发紧，太阳穴生疼。我赶忙摆摆手，让他将音乐关闭，再看那只蚂蚱，正连连抽搐。男孩看我脸色大变，便捏起它，丢进草丛，像完成一种仪式。
吉也尔掀开门帘，邀我进入。门实在太小，我只能躬身进入。毡房里正在进行晚餐：爷爷铁廖汗、奶奶热奥仙、叔叔努尔木拉、穿开裆裤的小孩是姐姐热扎提的儿子。奶奶正在倒奶茶，看到我，笑着指指靠门的地方，而爷爷和叔叔，则挪了挪身子，靠得更紧些，腾出块地方。我脱鞋后走过去，盘腿而坐。
这顶毡房与我平日所见的不同——这户人家是我在路上随意“捡”来的。这里没有旅游区待客毡房的整洁和华丽，这是哈萨克牧人最真实、最日常的状态。
毡房不是从草地上架起撑杆，而是先围起个大石堆，再在石缝里插入十几根短小撑杆，裹在外面的毡子捉襟见肘，风从破洞和石缝里吹来，令屋里屋外温度相同。在我的身下，是块窄小旧毡，从缝隙间冒出的青草，因被人体长久摩擦而倒伏在地。我将后背倚靠在石墙上，有几只蝉在耳边叫得呲啦呲啦。
奶奶转身提起茶壶，将红黄砖茶倒入白瓷碗，又用汤匙舀起两勺奶皮子。茶碗由叔叔传递而来：黑红液体上，晃悠着两团白色悬浮物。我喝得很投入，咂咂有声。奶奶朝我微笑。我想喝得慢一些，让时间变得长一些，可那奶皮子的醇香，实在诱人。奶奶一直守在壶旁，一碗碗倒茶，双手青筋暴露。她穿着件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头巾是花的，牙齿缺了几颗，脸上的皮肤糙如核桃皮，但眼神却如婴孩般充满好奇。突然，我想起去世很久的外婆。
对我来说，眼前的这一切都显得太过沉重——这个空间里，弥漫着一种始料不及的怪异的温暖；一切困惑于人类的矛盾，在这里，似乎都得到了寓言式的化解。
我从包里拿出把牛奶糖，递给那小孩；他实在太小，心又太急，总是剥不开糖纸。叔叔来帮忙，粗大指节像炭条，小心翼翼地搓着，像侍弄一只早产的羔羊。终于，奶糖裸出。而孩子并不是一口吞下，先用舌尖将糯米皮舔净，再将糖竖起，从顶部一点点细嚼下去。而叔叔，不客气地给自己也剥开一个，甩出弧线，丢进大嘴，颊上瞬间鼓起个大包。
挪动身子时我一仰头，突然愣怔：一条彩带穿过头顶，令昏暗空间发生异变。
那条穿梭在十几根木棍间的长条彩带，两边镶着黑边，内里是宝蓝、姜黄、靛紫、葱绿条纹，前后环绕，将棍子牢牢捆缚，如勒紧襁褓中的婴孩。原来美，是这样降临人间的——我的心头一热。
再次环顾四周，我用目光抚摸这个空间的所有器物：木架上挂着的水瓢、马鞭、帽子、相框、电话、冬不拉；地上堆着的锅碗桶盆；米、面、奶疙瘩；木桌上堆着的针头线脑、筷子勺子；小孩玩耍的羊骨头……所有的物件都袒露着，仅仅因为需要，而无法负担更多的奢侈。
牧人一年要转场几次？吉也尔回答：大大小小十几次。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再返回春牧场：接羔、剪羊毛，等冰雪解冻后，用骆驼载上毡房，骑上马，赶着牛羊，再转场到夏牧场，度过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秋天启程，到冬牧场，开始又一次大循环。
我忍不住问：如此频繁地搬家，会不会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拉下？吉也尔笑着摇头：连根针，都不会拉下。在南方，房子几乎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时间。“买房了吗……几居室……首付几折……月供多少……”可对牧人来说，草比房子更重要——若住在一间不能移动的房子里，生活的链条将被焊死，无法流动，那可是件恐怖的事。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草会被牲畜吃掉，草场会退化，因而牧人要不断搬迁，追逐新绿的青草，并由此发明了特殊的居所：毡房。毡房的材料不是水泥、木头、砖块，而是毡子。搭建一座毡房需要十八条大毡；即便是小毡房，也需要十条大毡。每条大毡重三十公斤，约需五百公斤羊毛。做毡不分季节，只要赶在天气晴好时即可。一家做毡，四邻帮忙。邻居们听到消息后，骑着马，踩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汇聚到这户人家。女人们先在草地上架起两口大锅，用来烧开水，然而大家开始分工：谁抽毛、谁卷帘、谁牵驮……毡房外围着彩色帘子，让毡房变得像宫殿般华美。我问吉也尔：草帘是用什么做的？他随手一指芨芨草：就是那东西。
四
工业时代的迁徙，和游牧时代的转场大相径庭。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意味着从一个工作转换为另一个工作，每一个工作都不稳定，都可以随时丧失；而牧民转场，无论一年中搬家的次数多么频繁，因路线固定，家庭成员固定，使用的家具和器物固定，家的内涵并没有被消解，家庭成员反而愈发相濡以沫。
从毡房到出租屋，我们丧失掉的不仅仅是天性里的狂野基因，更因匮乏和树木、青草、天空、骆驼的亲密接触，而变得冷酷而僵硬。当出租屋变成牢笼，试图埋葬掉自由和文明时，人也许应恢复其野蛮人的本性，砸碎这牢笼，重新建立起另一种理想居所。
既然我们能找到树洞、岩洞和毡子，那么，另一种神奇的物质，一定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