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
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则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因此，他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作了区分。
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不灭之说”于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的体验。
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入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体验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件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入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生不死，长往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死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不敢，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毛泽东很赞同这种态度，认为中国人懂得生死的辩证法。他自己也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会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
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
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他多次向保健医生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方面，皇帝与贫民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1963 年 12 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对于死亡，甚至他还开玩笑地对保健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谈到死亡时，毛泽东又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来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他认为，人的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所以只能泰然处之；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二者的价值有高低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一是自杀而死。
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玉碎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死。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反抗，而没有积极地争取。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
毛泽东曾将生死的档次列为四等，其中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
这一价值顺序即表明了毛泽东的生存观，也表明了他的生死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同样，死也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是为人民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只争朝夕”；也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乐观豁达，刚健直率。因此，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最后，使他最终到达了无人能及的顶峰！
娱乐，可以延年益寿，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宣泄效果的怡情养性作用。
宣泄，又叫净化、“宣导”。《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民病，筋骨瑟缩而不达。”必须以舞蹈以“宣导之”。宣泄的要义在于人们在进行娱乐时，可以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衡，从而促使恢复和保持心理健康。这种情绪的宣泄作用，具有新陈代谢作用，能起到“邪气尽去”、“精气日新”的效果。
毛泽东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也常常参加一些娱乐活动。例如：跳舞，打牌，迷恋书法，酷爱诗词，爱听相声，喜欢戏曲，读书等等，这些娱乐活动对于专心致志，常常进入忘我境界的毛泽东来说，是一副千金难买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