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生活的内涵整体性呢？通过创造典型，达到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现象揭示本质，这是传统的理论。许多古典作家都是通过走这条路而获得成功的，现在仍有许多作家走这条路，这的确是一条宽广的路。卢卡契所说的“以塑造的方式囊括”生活的整体，实际上就是讲要通过塑造典型来概括生活。对此，别林斯基早就讲得很透彻了。他说：“在典型里，是两个极端——普通和特殊——的有机的融合底成功。”同上。由于典型的创造问题，大家都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展开来讲了。
与传统的创造典型相区别的另一种看法，认为通过作品的艺术结构与生活的精神结构的同构对应的途径，更能把握生活的整体性。这种理论属于法国现代学者吕西安·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吕西安·戈德曼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基本构想是让重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重形式的结构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对话，从而产生出一种将两种理论融为一体的发生结构主义。同构对应则是从发生结构主义那里生发出来的关于文学创作的概念。
作品艺术结构与社会生活的精神结构的同构对应，的确是作家把握生活整体的又一重要途径。这一理论的要点如下：
1 本质关系在“精神结构”
在戈德曼看来，“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本质的关系不在于人类现实的这两个领域的内容，而在于精神的结构”[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6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形式上模拟与被模拟的关系，而是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是因为，现实生活内容一般是以日常生活经验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如果仅仅注重作品与现实生活内容这种经验上的联系，那么作家就会把笔力仅仅用在描写现实生活的似与不似上面，而不注意其背后更为内在的东西，即现实的精神结构。评论家也会将兴趣放在对作品所呈现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复述上，而不重视去挖掘作品隐含的潜在的意义，即精神结构。这种现象的确在创作中和评论中都是存在的，这无疑不利于创作的提高和评论的成熟。就评论家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明明是具有与现实的内在精神结构相对应的作品，可他看不见。他所看见的是一些人物、事件、情景所构成的生活经验，他的评论也只对这些生活经验发表意见，进行评价。这种评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评论家往往忽略了作品的形式，或把形式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结果他所评论的只是生活材料，而不是文学。其次，他往往忽略了作品深藏的意蕴，特别是作为支撑起整个作品构架的至为重要的作品的精神结构，结果他的评论可能变成一种浮光掠影的对生活印象的肤浅的议论。
2“精神结构”作为社会的现象
既然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本质关系在精神结构上对应，那么什么是精神结构呢？按戈德曼的意见，“一个单一的个人的经验是极为短暂的和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精神结构。”[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6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就现实生活的精神结构来说，“精神结构只能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存在于同样环境下的个人联合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构成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的、长时间地集中地经历了共同的问题并力图为此寻找一个有意指的解决方法的一群个人的行动的结果。这就是，精神结构——或者用句更加抽象的话来说，某种范畴的有意指的结构——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社会的现象。”同上。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所谓精神结构，其要点应包括：（1）精神结构不是由某一个人的行为造成的，而是具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某种经验意识所驱使的行为造成的，但此种行为又不局限于这一社会集团的成员身上，这一社会集团之外的人也往往采取同一行为。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在被统治阶级的身上也有体现，甚至有时体现得更为强烈。因此，某种精神结构的形成是具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以及受其思想行为影响的社会中的许多人共同建造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现象。（2）某种精神结构不是短期的、偶然的产物，而是某一社会集团为解决某个问题长时间形成的经验意识，这种经验意识及其指导下的行为反复重现，成为相对稳定的结构，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3）由于精神结构的产生具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特点，因此它是一种时代的象征，一种历史的标记，从而成为伟大作家捕捉、追寻的对象。
3 文学创作中的“同构对应”
在成熟的文学作品中，生活之所以作为整体呈现出来，往往是由于它所揭示的精神结构，与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某种精神结构形成同构对应关系。这里所说的作品与生活的“精神结构”实现了“同构对应”，并不是指传统的那种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以使关系典型化，按戈德曼的理解是指作品艺术结构与生活的精神结构具有同源关系、对应关系和同一种功能关系。
我们试以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为例。我个人认为《新兵连》是一部较成功的作品，其突出的优点就是它所展现的艺术世界的结构关系，揭示了一种“精神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时期“左”的思想路线支配下，人的命运的不可预料和不可控制的“曲线—逆转”。人的命运的这一“曲线—逆转”结构，写出了在一种特殊力量控制下的“福祸相倚”（《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景观。小说中四个主要人物老肥、元首、李上进、王滴的命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进这种反复“曲线—逆转”的社会机制中，他们的经历构成了一种“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与1957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结构”同构对应。此种情况可以成为“同形同构”，即形态与结构相同。
还有一种叫做“异形同构”。所谓异形同构，用戈德曼的话说：“一个表面看来与经验的感受完全无关的想象世界，比方一个童话，可能在结构上和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经验同构，或者至少同它有一种有意指的联系。”刘震云：《新兵连》，载《中篇小说选刊》，1988（2）。一般地说，现代主义艺术形象模式与现实生活的面貌往往是不同形的，但在“精神结构”上则有可能同构。如艾略特的诗《荒原》的那种“荒原”精神结构，尽管在形态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的生活形态不同，可是精神结构——在荒漠、阴冷、“生等于死”中去寻找天主的解救——是相同的。卡夫卡的《变形记》，以荒诞的故事和象征的手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人的孤独，人的灾难，在物和金钱的操纵下，人成为物的奴隶，人成为“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的“精神结构”。卡夫卡的作品形态虽与生活形态本身不相同，但精神结构却是相同的。
4 作品的深刻性在“同构对应”
文学作品能否揭示出某种“精神结构”，并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某种“精神结构”同构对应，是作品深刻、成熟与否的标志。那么我们怎样去发现和分析作品的同构对应呢？对此，戈德曼提出：“努力通过搞清楚部分结构的总轮廓，使这种行为意指成为可把握的，这种对部分结构的研究只有在它本身被插进对一种更加广大的结构的研究中，而且这种结构的运转能够单独阐明其发生以及研究着在其研究伊始向自己提出的大部分问题时，才是能够被理解的。不言而喻，对这种更加广大的结构的研究也要求插进另一个能将它包容于其中的有关结构中，并依此类推。”[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3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戈德曼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作品的小的艺术精神结构的轮廓，要有明晰的分析，但其意义并非从自身就可获得，必须把作品的小结构插进一个更大的特定社会生活的精神结构中去阐释才会获得意义，才能指明作品与生活的本质关系；然而还不够，这个特定社会生活的精神结构还要插入能够包容它的更大的结构中去分析，才能获得进一步的意义。这种“插进”的方法意在衡量作品所构筑的“精神结构”所揭示历史纵深的程度。不难看出，只有那些真正具有明晰而又厚重的“精神结构”的作品，才经得起这种不断“插进”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