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追求内涵整体性
整体性是不是文学创作客体的特征，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生活是无限丰富、无限广阔的，文学创作（哪怕是鸿篇巨制）至多只能反映生活的小小的一角，怎么可能把握住生活的整体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卢卡契提出了“外延的整体性”和“内涵的整体性”这样两个概念。他认为，的确，生活是无限丰富、无限宽广的，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把它包罗万象地反映出来，“现实的外延整体性必然会超出任何一种艺术描写所可能占有的范围，外延的整体性只能由全部科学的无穷过程从思想上越来越近似地再现出来。”[匈牙利]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现实》，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43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因此，文学创作不必把“反映生活的客观外延整体性作为自己的目标”同上书，443页。可见，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整体性，是“内涵的整体性”。所谓的“内涵的整体性”，是指“艺术作品必须在正确的联系中和在比例正确的联系中，反映客观地限定了它所描写的那一部分生活的一切本质的客观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客观上对所描写的那部分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限定了那部分生活的存在、运动、特殊本质以及在整个生活过程中的地位。”同上书，433页。用比较浅近的话来说，“内涵的整体性”，是说每部作品虽然只能描绘具体个别的、有限的生活，即生活的一角，但就这一角而言，是与整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生活固有的逻辑所规定的，既不缺少按生活逻辑的规定应该有的东西，也不掺杂按生活逻辑的规定以外的随意的多余的东西，一切都建立在具体个别的、有限的、独特的生活固有逻辑的基础之上。卢卡契的结论是：
在这个意义上，最短的歌也同规模最大的叙事作品一样具有内涵的整体性。
不管艺术作品打算描写的是整个社会，还是只是人为地孤立出来的一个个别事件，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力求描写出它的对象的内涵无穷性。这就是说，它力求把在客观现实中客观地构成这样一个事件或一组事件原因的一切本质规定性，以塑造的方式囊括到它的描述之中。[匈牙利]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实》，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43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我认为卢卡契的“内涵整体性”的观念，从认识论的视野，比较确切地揭示了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整体的含义。从卢卡契的观念中，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认识：如果说科学以一般性（本质、规律）作为它的对象的话，那么文学就以个别性（现象与本质的结合体）作为对象。一首短诗可能只抒发诗人一瞬间的一点感受，一篇小说可能只写两三个人之间的一点纠葛，但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世界，在那里面闪烁着生活的全部色彩。因为个体总是这样那样地反映着整体，个人总是这样那样地反映着世界。黑格尔曾说：“世界与个体仿佛是两间内容重复的画廊，其中的一间是另外一间的映象；一间里陈设的纯粹是外在现实情况自身的规定性及其轮廓，另一间里则是这同一些东西在有意识个体里的翻译；前者是球面，后者是焦点，焦点自身映现着球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2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黑格尔这个比喻深刻地说明了个体的人与整体世界的关系。所以，只要作家深刻地、典型地把握住了个别，就可以反映出整体生活来。由于优秀作家深刻地体会到文学描写人的整体生活的特点，因此他们笔下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与人的整体生活相联系。
2“拟容”有限，“取心”无限
真正文学创作的目标是要展示人的生活的整体，寓含无穷的意味，可描写的对象却是个别的、限定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怎样解决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难题。对此，作家的才能与功力都要经受考验。才能、功力不够的作家，容易产生两种倾向：第一种，他们把个别的、限定的对象描写得很具体生动，却不能通过这种描写展示生活的整体，饱含无穷的意味，例如人上学、生活的场景，吃饭、睡觉、穿衣、打喷嚏之类，屡屡出现，却不带有深刻的内涵，仅仅是为了给他们的人物找个谈话的场所，或让他们的人物度过一段时间，或给作品增加一点笑料，这样平面地罗列生活是一部作品缺乏思想艺术力量的标记；第二种，他们从一般的概念出发，去寻找个别的具体的人物形象和生活情景作例证，概念可能很独特很深刻，例证也可能相当生动、丰富、具体，然而，概念与例证之间完全可以看得见人为的缝合痕迹，这样的作品只能是一种概念化、图解化的失败之作。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提出一个观点，叫“拟容取心”。“容”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在的现象、个别、直接性，或者说具体事物的有限的形貌；“心”就是内在的本质、一般、规律性，或者说事物所暗示的无限的精神。“容”是作品的“外意”，“心”是作品的“内意”，“拟容取心”，就是要通过塑造具体艺术形象的途径，达到“容”与“心”的统一，“外意”与“内意”的统一。以刘勰的观点去评论上述两种倾向的话，那么第一种倾向是有“容”无“心”，生活的意味消失在琐屑描写里；第二种倾向是有“心”无“容”，或者说“容”与“心”相脱离，结果是生动的具体的描写湮没在抽象的概念里。在真正有才能、有功力的作家那里，哪怕写的是饮食起居或打瞌睡、打喷嚏、穿衣之类的偶然琐事，也能让人看到生活之“心”，看到时代的民族的特征。别林斯基说：
诗人无须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主人公每次如何吃饭；但是他可以描写一次他吃饭的情形，假如这一餐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影响，或者在这一餐上可以看到某一时代某个民族吃饭的特点的话。《别林斯基论文学》，127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契诃夫也说过：
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灭了。《契诃夫论文学》，4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人，他可能只写那么一件极平常的事或说出几句普通的话，可它包含的意味，在非艺术家那里也许是用十部书也写不完的东西。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所描写的鸿门宴，仅仅是一次宴会，但正是在这个宴会上面，刘邦的胜利开始形成，而项羽的命运也由此发生逆转。当范增在宴会结束后叱骂“竖子不足与谋”时，项羽的悲剧已是确定无疑的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仅描写曹操与刘备两人对酌，谈不上宴会，但就是这“小酌”的生动描写，确定了以后“三国鼎立”之势。《红楼梦》中的螃蟹宴，通过刘姥姥的一番与农家生活对比的议论，足以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贫富不均的情景，耐人深思。这几顿饭的描写都有深刻的内涵和无限的意味。电影《人到中年》中陆文婷中午赶回家，火炉熄灭，只得给儿子几毛钱去买烧饼充饥，而她自己在劳累困倦中拿起儿子放在桌上的干烧饼来啃的那一幕，道尽了一代中年人的艰辛和苦痛。刘震云《新兵连》开头的那两顿饭也写得好，写尽了从农村来的新兵在新环境中心理上的变化，也是以少总多，意味深长，通过一个场景就烛照出生活的整体面貌。穿衣也是生活小事，可在大作家笔下就非同寻常。别林斯基曾这样评论果戈理《钦差大臣》中母女俩为穿什么大衣而争执这场戏：“请看吧，一切在他写来是多么容易：在这仿佛轻而易举的短短的一场戏里，你看到了这两个女人的全部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同时，这一切全由大衣的争执而构成，一切在诗人的笔下仿佛随便而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别林斯基论文学》，124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而打瞌睡和打喷嚏，大家只要读一读契诃夫的《困倦》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就可领略到大作家那种“拟容”有限“取心”无限的本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