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斑
消失在东西文化翻译中的权利
西方人权观察者，往往把中国越来越多的权利问题的争论，看作是市场经济开放的结果。权利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是因为中国正在与国际标准接轨，虚心学习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规则，渐进于政治和法制改良。然而，权利，包括人权问题的提出，往往来自一个很深的文化偏见。这个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保护人权，而专制国家压抑人权。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相翻译和读解时，这个偏见更显突出。据称，西方拥有人权，其普遍的个人自由，世界公民的观念，与东方的所谓集体主义，家庭价值，群体伦理水火不容。再者，用人权在东西方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更深的前提是，把人权与文化的优劣相提并论：维权的文明是高等文明，无视人权的威权文化是野蛮、落后的；剥夺了人权的人们不配是人，不文明；享有人权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精华。这样的偏见，把人权作为文明的标准，对抗所谓专制，特别是东方专制，是当今世界强势的意识形态。虽然许多自由主义批评家并没有什么恶意，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争取权力，人的尊严，和生存权的斗争，在东方西方过去现在都比比皆是，并不是什么西方自由民主的专利。
东西方在人权上的分界，有个象征性的焦点分歧，围绕着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弥尔（Johns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翻译。《论自由》是西方关于个人权利话语的经典著作，有中文日文译本。一个多世纪来，许多批评家对中文翻译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为什么对亚洲人翻译自由主义思想那么苛求呢？一般的说法是翻译意味着误译。但更深的原因可能是偏见。将自由主义权利观转译进亚洲文化，似乎意味着向一间黑暗的屋子打了一束耀眼的光，必将遇到各种曲解和阻力。有学者谈到严复的《论自由》译本时，认为由于译者缺乏个人自由的常识，或因其偏重家庭伦理和国家专制的文化背景，严复大大忽略了弥尔思想中的个人权利的因素，操之过急地将权利解释为群体的或民族共同体的权力。不少人认为梁启超于此更为误导，因为他径直将权利翻译为人民和国家的权力。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关注人权的学人重提旧案，又发现了过去的错误和误导。在全球化自由主义的气氛里，人们觉得，长期受传统道德和共产意识形态压抑的中国人，应该警醒了，应该懂得什么是个人享有的权利，什么是个体自由。●238◆
中国、日本译者将个人权利理解为人民和共同体的权力，是简单的误译吗？加拿大学者道格拉斯·贺兰（Douglas Howland）在其《个人自由与共同善》（Personal Liberty and Public Good）一书中，分析了严复和日本译者中村敬宇翻译《论自由》的历史语境。他论证，在翻译过程中，两人对弥尔尊崇个人自由，不顾共同善的趋势持批评态度。●239◆针对弥尔的原子式个人主义，两人个翻译家都认为必须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成员，与社群的纽带息息相关。亚洲的翻译家“以经典儒家的理想来重新阐释弥尔的个人形象，要求个人投入集体伦理自我发展的实践，让个体和集体相辅相成”(《个人自由》5).虽然弥尔的自由主义含有合理因素，影响了日本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民族议会运动，但自由主义的诉求逐渐让位与追求全民道德的势力。在中国，弥尔的自由思想在严复生活的民族危难时代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总之，在中日的翻译中，确实存在从个人自由转换、游移到社群和民族权力的倾向。日本的国家领袖崇尚德国的权力国家或法律国家Rechtsstaat的模式，作为个人权利的框架。而孙中山则提倡民族统一，同心同德，反对个人自由散漫的“一盘散沙。”(《个人自由》8)。
与其他评论者不同，霍兰通过回顾历史论证，从个人权利到群体权力的转向，并不是东亚文化绝无仅有的，并不来源文化本质中根深蒂固的习性，更不标志自由主义现代性与东方专制的分水岭。他深入分析了英国十九世纪末的社会动态和思想变化，指出在在翻译论自由同时的、弥尔所在的英国，也在进行着批评个人自由的潮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有识之士清楚看到，在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支持的对个人自由的崇尚，加剧了英国国内和殖民地的阶级压迫和社会分化。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至上，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用财富和威权使广大群众遭受困苦，身陷奴役。政府利用低税率，遗产继承权及私有财产权等等政策，为所谓自由竞争的经济推波助澜，惠及少数，剥夺多数(《个人自由》10)。英国的社会改革家格林(T.H.Green)指责，自由主义泛滥已经篡夺、瓦解了原有的自由民主秩序。他和其他改革同仁一道，呼吁个人应树立公德，加强对公共领域的责任，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在东亚，自由主义思潮在批评传统、进行现代化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打着自由和权利的旗号，要求领土和经济贸易权利，这使得自由和权力的话语显得十分险恶虚假，甚至意味着对主权的威胁。
从翻译到回顾英国社会及东亚殖民史，我们看到，所谓“误译”，包含着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个批评，一百多年前就在中国和日本发生，也在英国发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如果说格林这样的英国改良家“误译”弥尔的自由权利思想，听来有点荒谬，那么，东亚的翻译者对自由主义观念进行批评时，却指责他们“误译，”也同样很荒谬。从这个翻译自由主义名著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人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话语，有它自己迂回曲折的思想脉络，与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史纠缠在一起。将自由主义思想放回到其生发的情境，对理解中国现代化中权利理论和实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
下面，我简要梳理一下有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关个人和群体关系的讨论。个人与私有财产问题在现代商业社会是个孪生兄弟。个人权利不仅消解群体世界，甚至成为压迫、异化根源。马克思就权利的讨论，指向了一个克服了异化的、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生活世界。劳动者有权重新获得他们创造的物资和世界，这是解放的诉求，革命的期望。这个诉求，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反抗运动正名，赋予革命合理性。捍卫权利，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权利，不能与群体、社会与民族国家脱节。恰恰相反，权利问题，正是群体活动，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遗产，对理解人民社会经济权利，为民谋福祉的国家，及国家、社会的密切关系，仍然有极大意义。最后，我将观察当代中国权利意识和法律建构。
黑格尔对康德权利思想的批判
关于权力的哲学起源于康德的著作，但从个人本位到群体范畴的转向，在黑格尔批评康德的论述中可以见出。康德认为，道德律意味着个人规范自身的独立自主的律令，崇尚主体的独立判断和思考。康德从权力最初的抽象形式开始，将权力演绎至公民社会，国家，以至世界主义公民权各个方面。在此分析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个人身分与外物，个人与私有财产得关系。康德如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洛克，认为个人权力实质，应由拥有财产来界定。康德遵循自然法，将人与物的关系看作是权力的论述的关键。对于黑格尔，康德的这个权力观过于主观、抽象。诚然，欧洲历史上，个人身分的定位，确实基于拥有一定财富和土地。这样，一无所有的奴仆就不能承认有“人”格。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作是一个人，赋予权力，有权拥有物品财产，有责任与他人以平等的地位相处交往●240◆。
康德将个人权力解释为拥有物品和财产，显示他继承了古典罗马法。这个古典法律中，个人的定位要看他是否拥有财产地产和奴隶。对此，黑格尔的现代观念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个人和拥有物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个体不仅可以拥有物品财产，如土地，谷物，食品，器物和钱财。而且，个体还秉赋内在的思想精神，文化素养。这些内在的资秉可以用来定义一个人，构成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人，“我”拥有我的身体生命，就如我拥有外物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事物，包括我的身体和才能，都可以是我的“财产”或财富。当我赋予外物某种人的目的和灵魂之时，便获得了自主性，自律性。我赐与我的外物和身体新的、原来并不存在的精神的目的。我与此投射我的灵性”。●241◆
这里，黑格尔从拥有财产作为个人身分的标志，走向个人独行特立的自由精神，个人的身分秉赋着自由意志，人有权参与改变外物的活动。这些“外物”同时包括内在个体的生命，身体，和劳动力。康德将财产权作为个人的基础，而黑格尔则将此概念扩大，突破，发展成个体享有权利，有主动性去实现个人潜力，通过改善培养个人生命、身体，才能，发挥个人能量，推动人格发展和修养。“我的”或“自在”定义，不再依附于外物与财产，而是发扬为主体的自主性，能够有权将文化物资资源“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塑造个体的人格和品质。这个权力的论证蕴含着一个成长的故事(Bildungsroman)。但黑格尔也敏感地意识到，在市场机制，商品交换中，平等的权力流于空疏，抽象。市场的口号是，我拥有这些财产，我就可以随意处置变卖它，但这个要求并没有考虑到“我”拥有什么，拥有多少。商品交换中貌似平等的权力，与必然形成的不平等财产权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分化，有着深刻的矛盾。(PR 80).黑格尔也看出，不平等会出现在所谓平等的契约交易框架中。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自愿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换过程，是行使个人选择，行使个人权力的必要条件。市场过程的前提，是尊重参与者的平等权力。这样，黑格尔又返回到康德的契约的、形式上的权力观念，轻描淡写掠过了在商品市场交换中必然产生的不平等。与此，马克思的论述紧紧抓住这个忽略的问题，形成强力的批评。
黑格尔对我们的讨论最有意义的论述，是将个人权力附属于更高的群体原则。于他，崇尚私有财产显得十分小气，委琐，往往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心胸狭窄的人的特点。当私有财产与全体的道德生活世界产生对立时，私有财产权就不能是绝对的，不能至高无上。政治共同体可以采取干预措施，或保护私有财产，或促使个人倾其拥有，贡献服务于群体的共同善。比如，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个人有责任冒生命危险，甚至为国捐躯(PR 362)。个人与群体的有机纽带，黑格尔称之为伦理的生活世界(sittelichkeit，ethical life).这个群体伦理要求有别于私人，基于个人权利抉择的现代道德。伦理生活世界包含家庭，学校，习俗，传统，群体历史，把个人融入群体的更大框架之中。个人仍然可以有其权力，但权力的行使，是在联系着私人、公共领域和国家的密切相关网络之中。公共领域并不是表达个人意愿，更不是发扬自我偏见的场所。这样，伦理的生活世界呈现群体的共同的善，其要求是“对个体意志有约束力的责任”(PR 191).黑格尔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只是伦理生活世界中的一个环节。个人必须与群体的伦理要求认同，同时在“在责任中求得自己的解放”(PR 192)。这个描述，提供了这样一个图景，个人能在其中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履行他的职责的同时，发展其真实的个人品格。在与更为广阔的群体中，在履行社会责任中，个人才能得以充分发展，得到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