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义礼。”●208◆可见中国最初的教育制度就特别注重实用，一是掌握日常生活的常识和技能，二是适应社会的伦理关系和政治体制。历代国学的办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官员。隋唐以后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国学的学生一般不能直接入仕，于是国学的主要功能转变为为科举考试服务。宋以后兴起的书院本来就是适应科举考试制度而生的。少数著名的书院也力图对学员进行道德品质的培养，并进行一定的学术研究，但这些都不可能改变书院的基本性质，即它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而科举考试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选拔政府官员。
众所周知，中国古往今来有很多对学校、教育的崇高赞美之词，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等，因此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国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人之所以重视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信仰上帝，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而是为了实用，为了做官发财。“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民谚，曾对古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人生选择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们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教育观。简言之，中国人重视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教育可能带来的功利。
总之，体制上隶属于君权专制王朝，教育理念上彻底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两个基本特点。它们决定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其他一系列特征，比如教育管理的集权化，教育机构内部体制的行政化，教学形式的训导化，教学内容的正统化和实用化，教学设施的夸饰化，学校活动的程式化等等。它们可以说确定了后世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基本指向。
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最初发轫于教会附设的各种文法学校。后来文法学校的教师组成行会，逐步从教会独立出来，自主办学，就形成了现代大学的雏形。1988年9月18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欧洲430个大学的校长在博洛尼亚的大广场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正式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拉丁文：Alma Mater Studiorum），即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1088年，众多被称为注释者的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的学者们聚集在博洛尼亚，共同评注古老的罗马法法典。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列一世在听取了依内里奥的四位学生的建议之后，于1158年授予博洛尼亚大学特许状，规定了大学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确立了大学的基本性质。总之，欧洲的大学发轫于教会，然后从教会独立出来，由教师行会独立自主办学。大学不由政府设立，不由政府管辖。相反，政府还对大学的独立自主权正式给予了确认。
西方中世纪权力集中于教会，但中世纪后期，随着市民（商会）和国王的权力增大，社会呈现分权格局。大学也不完全从属于其中哪一方，具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大学还可以利用教会、国王和市民相互制约的格局，周旋于其间，为自身谋取更多的自由和利益。如十二世纪后，巴黎大学诞生，“对于国王，校长利用教皇赐予的特权保护自身利益；对于教皇，校长又利用国王批准的特权，使学校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209◆在英国，教皇和国王也争相恐后地颁布特许状，确认大学的独立自主地位。“早在1233年，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9，1227-1241在位）就于6月15日发布了特许状或教令，于是剑桥镇的学园得到了教皇的承认，授予校长（Chancellor）和大学（Universitas）的学者以特别豁免权，也就是，不受伊利主教教区之外法院起诉的权利。”“不过，从实际目的来看，大学所寻求的保护和特许权利并非来自教会，而是来自君主……1231年，亨利三世颁布了三道书面文书，以促进与剑桥镇相对的学者的安全和特权。其中，至少有一纸文书明确认为，剑桥的校长和教习是拥有权力进行合法社团活动的。牛津和剑桥地位的唯一基础，就在于这些文书做出了这样的认可。从亨利三世时代以来，每一位继任的国王或女王登基时，都被恳求颁发一纸特许状，以便明确前朝所赐予的各项权利。”●210◆
美国的大学起步较晚，但它们较好地继承了欧洲大学的文化传统，牢牢把握大学办学自主权这个根本。美国相关人士深刻认识到，“从大学史的角度看，自治的制度架构是高等教育机构得以生存延续的保证条件。大学自治这一主题也是高等教育理论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自治是高深知识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组织特征，它构成大学制度中的核心问题。”●211◆当然，美国人还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在自治模式上有所创新，即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实行大学办学的信用委托模式，由创办学校的各方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委托大学行政系统和教师系统自主管理。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创办者对学校运转情况的监督，提高办学效率；另一方面不干涉学校自身的事务，保证学校行政系统和教师系统的自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学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发展迅猛，体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关于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早期欧洲大学都以文法、修辞、逻辑及音乐、美术等所谓“三科七艺”为主要内容，根本上是为阅读和理解基督教经典及演绎基督教仪轨服务的。它们没有面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知识体系，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此也确立了大学注重人的培养、注重对超越现实生活需要的知识进行探索的宗旨。因此，基督教向往天国、崇拜神秘上帝的教义，对大学精神的影响，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希腊文化中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被发扬光大，与大学中原有的注重人的培养、注重探索超越现实生活需要的知识的精神相融合，基督教向往天国、崇拜神秘上帝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探索宇宙奥秘的动力，于是形成了现代大学注重完人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注重自由探索的传统。
大学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教学研究两大传统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大学独立自主，大学的师生才可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对教育和学术的理解，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如果学校是由政府主办，它就必然会被纳入整个政府的运行系统，政府就会通过人事任免、经费划拨、行政审批等措施，牢牢控制大学的运转，对它提出种种要求，发出种种禁令，规定它研究和传播什么，不研究和传播什么，该怎么研究和教学等等。一般来讲，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不希望大学研究和传播那些对它的统治有威胁的内容，同时会要求大学为各种现实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以求立竿见影。因此，没有独立自主权，大学就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和教学，就势必出现实用主义倾向。
大学是否能独立自主和自由教学研究，又与大学是否重视对人的培养相关。如果大学能独立自主和自由教学研究，它就能比较好地行使培养人的使命。而在专制政治和政府干预教学研究的情况下，大学势必以实用功利为目的，而不注重对人的培养。即使提到对人的培养，也肯定侧重于对人的实用技能的训练，而不会倡导对人的独立人格、思维能力、思想情操的培养。因为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较强思维能力和高尚思想情操的人，对专制政治不啻为自造掘墓人。
正因为大学的独立自主是大学的命脉所在，所以大学自治的原则在国际上普遍受到尊重或认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三次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调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扩大高校的自主权”；“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并发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其中提到应该将院校自治作为应对在迅速变革的世界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原则之一，指出在院校自治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国家和社会良好关系，是高等教育的运作和管理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并且坚信坚持院校自治原则是学校正常运转和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212◆
综上所述，独立自主办学，自由研究和教学，注重对人的培养，这就是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大学的根本特性。它们是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长期的城邦制国家制度、市民社会等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相比之下，中国社会长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君权专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只是这个严密封闭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几乎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可言。虽然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面向现实，比较重视对现实政治、经济、伦理等问题的教学和研究，自成体系，具有独立的传统，但与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大学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现在不少人把中国古代的太学和一些著名书院称为“最古老的大学”。这固然可以增添整个国家及与某些与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有渊源关系的大学的自豪感，但把两种根本不同的事务混为一谈，将会混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与现代大学的根本区别，模糊现代大学的根本性质，阻碍人们认识和把握现代大学文化。
三，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的创建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开始兴办大学。中国近代的大学在草创时期受到两种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一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传统，一是西方大学文化传统。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力图尽可能延续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传统，主张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通，到比较全面系统地引入西方大学文化的过程。人们对现代大学的性质的认识，也逐步加深。
在洋务运动时期，许多有新思想的人倡导模仿西方，兴办大学，出发点都是
培养具有各种专业技术的“有用之才”。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是北洋大学，它前身是1895年由盛宣怀创设的天津中西学堂，又名北洋西学堂，当时聘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分为头等、二等两校。头等学堂设有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5科，学制4年，性质属于专科学校，毕业后可升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为普通中学性质，学制也是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1900年停办。1902年9月15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恢复了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并将其改建为北洋大学堂。至1903年4月始正式开学。学校设有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课程，为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
严格地讲，这样的学校并不是真正的大学，而只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盖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所谓“大学”就是培养比较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地方，这无疑是对大学理念的误解。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一开始兴办大学，就对大学理念产生误解，或者说就没有真正理解大学的实质。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首先无疑是受当时救亡图存的特定社会现实的影响，其次也与中国历来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有关。这种误解对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的建构及大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还是这样来理解和看待大学的。
清朝末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首先设立管学大臣，1905
年正式设立学部。慈禧太后及满清政府之所以兴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实用人才，富国强兵，但这还不是他们兴办学校的首要动机，也不是他们在办学过程中首要关注的问题。他们的根本宗旨，是维护清政权的稳定；因此最关心的是办学要有利于维护清政权的稳定。与此相应，他们在办学过程中最担心的，也不是办学无效，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而是学校成为新学的渊薮和革新人士的大本营。中国近代大学是在一个行将没落的政权之下诞生的，它按照知识与理性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与这个政权对立，命中注定要成为这个腐朽政权的颠覆力量。这个腐朽政权也本能地感受到大学对它的威胁，因此对大学抱有高度的警惕甚至敌意。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之初，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相比欧洲早期大学与教会、政府和市民社会总体上保持一种良性关系，中国近代的大学与政府之间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这是中国大学的宿命。
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也逐步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不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