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斌
一，大学建设与大学文化
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大学都被视为希望所在，被倍加呵护，因为它是培养下一代的地方，代表着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未来。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巨大变革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大学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个国家急切期待的，并不是一般的继承者，而是在品格、思想、能力等方面都富有革命性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唯有这样的新一代，才能承担起让这个国家实现根本变革和巨大进步的使命。人们都把培养造就这样的新一代的希望，寄托在大学身上，因此现在中国社会对大学及与大学相关事物的关注程度，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中国大学满足了国人的这种期望吗？很惭愧，不仅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的评价不高，就连大学内部，不满和批评也非常多。出于种种动机为大学进行辩护的人，自然可以举出诸如大学的扩招、校舍和设备的建设、某些研究者的某些优秀研究成果，甚至博士点和重点学科增加了多少、获得了多少奖项等，作为自己的证据。但首先这些数据是否真正有意义就很难说，很多名目、数字等只不过是人为制造的泡沫，纯属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其次，我们不能否认确实还有一些教师，秉着学者的良知，仍在那里辛勤地工作，并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成绩。但即使在最糟糕的环境下，也不排除能找到一些亮点。我们不能以这些亮点，来掩盖实际上整体环境的糟糕。
只要不是过于文过饰非，我们就不难看到，当今中国大学的整体状况是令人忧虑的：大学日益世俗化，追逐利益，迎合时尚，缺乏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不能为社会构筑道德高地和精神标杆；大学充斥着行政化，缺乏平等、自由、宽松的氛围，人们都追逐权力，屈服于权力，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谄媚趋奉风气盛行。众多大学校领导列队恭候一位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组的秘书小姑娘，是对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真实写照，而没有曝光的类似的以至更为不堪的情形，更难仆数；大学教师在商品经济潮流的诱惑和行政主导式管理的双重挟裹下，浮躁惶惑，不能安心从事教学与研究，缺乏探讨精深学问的兴趣，粗制乱造以至剽窃造假屡见不鲜；大学不重视教学，对学生不负责任。学生得不到精心引导，缺乏阅读、思考和讨论，在大学里不仅没有学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学到的知识也相当有限。受校园内不良风气的影响，不仅没有养成高尚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反而沾染了很多庸俗的习气。如此等等。现在处于大学之外的人，虽对大学有很多批评，还可能对大学仍抱一点传统的幻想。相对来讲，置身大学之内的人，因为更了解真实情况，更加痛心疾首。从管理者、教师到学生，几乎人人都对现状严重不满，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大学校园被这样一种情绪所笼罩，这对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宗旨、本应有着高尚精神追求的大学，无疑是非常不利的。钱学森先生生前再三追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一直培养不出一流的创造性人才，这是对当代中国大学的严峻质疑。简而言之，现在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寄予厚望，投入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我们的大学拿出来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培养出来的人才远不能令人满意，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也乏善可陈。大学辜负了国家和社会的期望。
正因为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现在对大学的批评不绝于耳。人们最初比较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大学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在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约三分之一、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们许多所谓重点大学的年度运转经费已经接近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许多大学的建筑和实验室相当豪华气派，比发达国家大学的同类设施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所谓重点大学的热门学科如工、医、经、管、法等学科的部分教师，其实际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同行的水平。中国整体上固然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大学的投入，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是如何保证投入的公平和提高投入的效益。
部分教育研究专家则认为中国大学目前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该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任务，现在的大学则受利益驱使，偏重研究和社会服务，本末倒置；大学首先应着眼于对学生健全心智、独立人格的培养，而现在的大学则偏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更多的批评者则将矛头指向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教育主管部门权力高度集中，掌握大学官员任免权、大学经费拨款权、大学各项办学活动（如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重点学科确定、教师评聘等）的审批权和大学办学情况的评价权。大学只能整天围绕教育主管部门转。教育主管部门口头上也说要发挥大学办学的自主权，但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和利益，实际权力一点也不肯放松，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设立各种各样的新名目，将大量经费留作所谓专项经费，让所有学校不断向它申报、乞讨，就是表现之一。大学的外部环境如此，大学内部的体制也迅速同化。在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体制强有力的支配下，大学内部也设置种种机构和制度，以与之接轨，整天忙于申报、填表、开会、检查、评估、弄虚作假，迎来送往等等，根本无暇考虑自身的发展思路，即使考虑了也不可能真正实施。在这种体制下，各个大学越来越同质化，千校一面，传统特色几乎荡然无存。行政系统俨然是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学校的很多利益似乎都是靠它争取来的，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掌握了资源利益的再分配权，因此神气活现，颐指气使。所有的形式主义的繁琐无聊的事务，最后实际上都落在教师身上，因此所有教师被使唤得晕头转向，疲于应付，不能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总之，教育主管部门把大学使唤得团团转，大学就把所有教师使唤得团团转，整个中国大学就在这种疯狂的高速旋转而实际上是空转中，消耗得仅存躯壳。
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大学目前的问题，不只是经费投入、教育理念、办学体制等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从大学精神、办学理念到运行体制、器物建设、办学行为等，都严重失范、失序。作些小修小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现在习惯于把人类整个的生存方式统称为文化，把人类某一方面的生存方式称为某种文化。那么，现在中国的大学，就是整个大学文化出了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大学文化包含大学的理念、制度、器物、行为等方面。然而林林总总的大学，每一家都有一些所谓的理念、制度、器物和活动，却很难说它们拥有自己的大学文化。因此实际上，一般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并不一定能构成真正的大学文化，必须是有特点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才能构成真正的大学文化；仅仅是有特点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还不一定能构成真正的大学文化，只有那些有特点、且保持相对稳定并能成为传统的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等，才是真正的大学文化的主体。大学文化覆盖了大学构成的各个方面和大学运行的各个环节，决定了大学的兴衰成败。
目前中国大学文化问题之所以引人瞩目，除了它对大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外，还因为它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大学文化代表对完善人格和知识、真理的追求，承载着塑造新公民的使命，寄托着全社会的希望，象征着人们的理想，因此大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整个社会文化，代表整个社会文化的高度。大学文化又与宗教文化、法制文化、新闻文化等，组成社会文化的底线。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的国度里，大学一直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特殊地位。如果大学文化、宗教文化、法制文化、新闻文化等堕落，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这将摧毁整个社会文化的标志，冲破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标准等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底线，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的崩溃。目前中国大学文化的恶化，对整个社会文化已造成深刻影响。因此，观察和反思中国大学文化问题，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
既然大学文化对大学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大学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反思。既然文化具有传承性，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那么我们观察现在中国大学文化的问题，又必须从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去找原因。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劣化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现实制度环境、社会风尚等，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文化传统无疑是重要根源之一。只有从剖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入手，我们才能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种种弊端的历史源流和问题的实质看得更清楚，才能知道病根所在，从而才有可能找到对症下药的良方。本文的目的，就是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西方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进行简要比较，看前者有何重要特点，它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它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有何影响。同时探讨在弄清了目前中国大学文化劣化的来龙去脉后，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以疗救当前中国大学文化的弊端，实现大学文化转型与整个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
大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某个民族的大学文化的特点，受该民族整个传统文化特征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某个民族的大学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轨迹，可视为观察该民族文化形态及其发展历史的窗口和晴雨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即从观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入手，探讨整个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哈布瓦赫在为该书1938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无论在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例如，涂尔干认为，“再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它（巴黎大学）更好地体现中世纪的精神。大学不仅仅是一所教授一定数量学科的学校，而是最如实、最具代表性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机构，甚至可以说强于教会和封建制度。欧洲民众的精神生活所配备的器官，从来没有这样的精，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普遍的认可，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良好地适合于它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影响力远比政治史家引导我们猜想的要高。”●207◆
这里强调的是大学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是双向互动的，其中整个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中国古代社会长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应，中国社会长期基本上是一个世俗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实用主义，实行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政治体制。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深刻地制约了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文化，也对当代中国的大学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国学和书院两个系统。相传早在虞舜时代就设立了
“庠”，夏代设有“序”，商代设有“瞽宗”，周代设有“辟雍”，都是国学。汉代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正式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隋代改称国子监。唐代设立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七学，统属国子监。宋代兼设国子和太学。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学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主体。它有一个基本特征，即是由朝廷兴办，从属于王权，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国学的官员都是朝廷的官员，国学的运作也完全按照政府机构的规则进行。
中国书院起于宋代，当时最有名的是白鹿、应天、岳麓、石鼓（一说嵩阳）
四大书院。元、明、清各朝书院大兴，有的为官办，有的为私立。即使是私立的书院，政府及在任和退休的官员也往往给予一定的资助。知名书院的山长一般由当地政府官员聘请。清代是书院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书院与朝廷和地方政府关系更为密切的时期。一般书院的建立都要上报朝廷，获得朝廷的批准。许多书院都以得到皇帝的敕令为荣。总之，比较有影响力、具有一定高等教育特征的书院，都与朝廷和地方政府密切相关。
至于办学宗旨，《汉书·食货志》记载西周的教育制度：“八岁入小学，学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