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顺利地培养人类高尚美德的环境和最适于形成自我控制的简朴美德的环境是绝不相同的。一个悠闲自在的人最能关注别人的痛苦。一个面临艰难困苦的人能够最迅速地关注和控制其自身的感情。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宁静而温和的阳光下，在悠闲达观平静的隐居中，人类的宽厚的美德生长得最快，而且能够得到最大的发展。但是，在这类环境中最伟大和最高尚的自我控制却没有一点机会得以锻炼。在战争和派系斗争的环境中，在社会骚乱和混乱的狂风暴雨中坚强严格的自我控制最能得到成长，而且也最能够成功地培养。但是，在这类环境中人性最强烈的启示必然常常受到窒息和忽视，而且每一个这类的忽视必然削弱人类的天性。如同不容忍对敌人的宽恕也可能就是他的职责。一个人如果多次必须执行这种令人不快的职责，其人性不能不受到相当大的削弱。为了他个人的心安理得，他很容易会把他常时在必要场合下引起的不幸不当一回事。这种环境虽然要求要对自我控制做出最高尚的努力，但是由于有时必须侵犯邻人的财产，有时甚至牺牲我们邻人的生命，总是导致削弱，并且往往全然熄灭了我们对作为正义和人道的基础的对别人财产和生命的神圣的尊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具有伟大人性的人很少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在对最荣誉的事物的追求中总是表现出消极、缺乏果断，而且容易为困难或危险吓破胆；相反，具有最完全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人，没有什么困难能使他们气馁，没有什么危险能使他们丧胆，而且他们随时都为最冒险和九死一生的事业而献身，他们同时也显得对正义和人道都毫无知觉。
在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对与我们有关的任何事物都容易感受得特别强烈。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可能做过的好事和我们可能遭受过的伤害估计得过高，我们很容易由于自己的走运而过分地扬扬得意，而由于自己的运气不好又过分地沮丧。这时有个朋友谈谈话可以使我们的心情好一些，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会使我们的心情更好一些。内心的那个人——我们情感和行为的抽象而理想的旁观者常时需要现实的旁观者的在场来把他唤醒，使他想起自己的职责。而且经常正是从那个旁观者，从我们不能指望得到多少同情和宽容的人那里我们可能学得自我控制最完整的一课。
你现在正处于逆境吗？不要在孤独的黑暗里悲戚，不要根据你亲密的朋友宽容的同情来调整你的悲伤，尽快回到世界的阳光和社会的阳光中去。去与陌生人，去与对你一无所知，或者毫不关心你的不幸的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不要回避与敌人交往，通过使他们感到你的灾难对你的影响是如何渺小，而你又是怎样把它不当回事来抑制他们的不怀好意的欢笑，使自己心情舒畅起来。
你是处于顺境吗？不要把对你好运的享受仅局限在你自己的屋子里，局限在你自己的几个朋友之间，甚至专好奉承你的人们并把改善自己的处境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你的好运之上的那些人之中，那些不依附于你的人，他们常常才能看重你的品德和行为，而不是你的运气。既不要去寻求也不要回避，既不要强行也不要逃避与那些从前地位比你高的人交往，虽然他们在发现你现在与他们平等了，也许地位还要高一些时可能会感到不快。他们的傲慢也许会使你感到同他们相处十分不快，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应当相信他们应是你可能与之交往的最好伙伴；如果你能通过你毫无做作的朴实的行为赢得他们的青睐和好意，你就可以相信你表现得十分谦逊，你的头脑丝毫没有被你的好运弄得晕头转向。
我们的道德情感的适宜度在下列场合是最易于遭到腐蚀，那就是身旁站立的是一位纵容和偏袒我们的旁观者，而那位冷漠和公正的旁观者则站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对于一个独立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的行为中立国是唯一的冷漠和公正的旁观者。但是它们相距得太远了，几乎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当两个国家处于敌对时，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根本不关心外国人对其行为可能持有的情感。他的全部要求就是赢得其本国同胞的赞同，而当他们都是被激励他自己的相同的敌对激情所激励时，那么他能使他们感到高兴的就只能是激怒和冒犯他们的敌人了。不公正的旁观者就在身边，而公正的旁观者却在远处。因此，在战争和谈判中，正义的法则很少受到遵守。真理和公平交易几乎全然被忽视。条约被破坏了，而且违反条约，如果由此而可以获得某些好处，也不会给违约者带来什么不名誉的话。那个欺骗外国大臣的大使反而受到钦佩的喝彩。而那个不屑于接受或拒绝给予任何好处，而且认为给予比索取更光彩的正直的人，他在所有的私人交往和事物中，可能是最受人爱戴和最受人尊敬的。然而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却被认为是一个傻子，一个白痴，他不懂得自己的工作。因而他总是招致人们的鄙视，有时甚至是其本国同胞的嫌恶。在战争中，不仅所谓的国际法常常遭到破坏，而且破坏者也丝毫不感到羞耻（即使他要顾及本国同胞的评论），不过这些国际法本身其中的大部分在制订时就很少考虑到最简单和最明白的正义法则。无辜者虽然可能与有罪的人具有某种联系或依赖关系（那也许是出于他们的无奈），因此他们不应基于那个原因而受到牵连，这是最简单和最明白的正义法则之一。所以即使在最不正义的战争中通常也只有君主或统治者是有罪的。臣民几乎总是完全无辜的。不过，任何时候只要公开的敌人认为时机合适，和平居民的货物不论是在陆路或海上都被劫掠，他们的田地被荒废，他们的房舍被焚烧，而且他们自己如果进行任何抵抗，就要被枪杀或关入牢房，而且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完全符合所谓国际法的。
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教会中敌对派系间的仇恨常时比敌对国家间的仇恨还更大，他们相互间的敌对常常更加残暴。在那些严肃的作者们在制订所谓可以称之为派别法的东西时，他们对正义法则的考虑比对所谓国际法的考虑还少。最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从不把“对国家的敌人应否守信”视作一个严肃的问题。应否对叛逆分子守信？应否对异教徒守信？这已经成为民间和教会有名的学者们常时进行激烈争辩的问题。无须指明，我想，叛逆分子和异教徒都是那种不幸的人，当事物发展到一定激烈的程度，他们就可能不幸地沦为少数派。在一个被派系斗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无疑总有少数，哪怕通常是极少数几个，他们护卫着他们的判断不受流行病的感染。不过，他们通常都只是这里那里零星的几个，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由于其正直而被所有政党排斥在外。虽然他们也许是最聪明的人中的几个，然而基于上述原因，他们必然是社会中最无关重要的几个。所有这种人都遭到两方政党中的狂热分子的鄙视和嘲讽，时常甚至是敌视。一个真正的党徒厌恶和鄙视正直，而实际上没有一种邪恶能够像那个独一无二的美德那样如此有效地取消他作为一个政党工作人员的资格。因此，那个真实的、受尊敬和公正的旁观者在任何场合都是远离相互敌对的政党的狂暴斗争。对于斗争的双方来说，可以说在这个宇宙里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旁观者。他们甚至把自己所有的偏见都归因于宇宙的那个伟大裁判，而且常常认为神也从他们所有的要求复仇的和不可平息的激情中得到鼓舞。因而，派系斗争和狂热主义在所有道德情感的败坏者中总是其中最大的。
关于自我控制这个话题，我只想再指出一点，那就是我们对那种遭遇最沉重和无法预料的不幸而仍然坚忍不拔的人的钦佩，它经常意味着那种人对那些不幸具有极大的敏感性，而正因为如此，它要求当事人做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去战胜或控制它。一个对肉体的疼痛全然没有感觉的人，并不能因为他能以最大的忍耐和沉着忍受那种折磨而获得人们的喝彩。一个天生就对死亡无所畏惧的人处在最可怕的危险之中时仍能保持冷静沉着并不值得表扬。塞内加曾说过一句过于夸张的话，斯多亚学派的聪明人在这一方面甚至超过了上帝。上帝的安全全然是大自然的恩惠，它使上帝免遭痛苦，然而一个聪明人的安全则是他自己的恩惠，它来源于自身和自身的努力。
不过，有些人对有些直接影响他们的事物的敏感有时是如此强烈，致使他们无力自我控制。对于一个在危险来临时怕得要晕倒或抽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荣誉感能控制他的惧怕。这种神经衰弱（这是一般的称法）是否能通过不断锻炼和适当的训练而得到某些医治，也许还是一个疑问。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决不能信任或任用他。
（第四章）论自欺的本性和一般
准则的起源与运用为了扭曲我们对自己行为的适度的判断的正确，并不总是需要那个真实的和公正的旁观者远离我们。当他就在我们身边时，当他在场时，我们本身的自私的激情所具有的狂暴和不公正有时就足以引诱内心的那个人做出极其不同于事情的真实情况所能允许的看法。
我们根据两种不同情况来考察我们的行为，而且竭力用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将看待它的眼光来看待它。第一，是当我们将要开始行动的时候；第二，是在我们行动之后。在这两种场合我们的看法都很容易是不公正的，而且当它们最应该公正的时候，它们就易于最不公正。
当我们将要开始行动时，迫切的激情将不许可我们用一个中立的人的正直来考察我们在做什么。在那个时候狂暴的情绪煽动着我们，使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褪色，甚至当我们竭力把自己置身于另外一个人的位置上时，并且用它们将自然地呈现在他面前时的眼光来考察引起我们兴趣的事物时，我们狂暴的激情也会不断地把我们拉回到原来的位置，而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的自爱所夸大和歪曲。至于那些事物将呈现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的样子，他对它们将有的看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瞬间的一瞥。它们转瞬即消逝得无影无踪，而且即使在它们持续存在的时候，它们也全然不是正确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我们特殊的位置在我们身上所激起的那种热情，我们也不可能用一个公正的裁判的毫无偏袒的态度来考察我们正在做的什么。像马勒伯朗士神父所说那样，基于这个原因，只要我们继续感觉到它们，这些激情就能证明它们自己是公正的，而且看来也是合理的和与它们的对象相一致的。
的确，当行动一过去，怂恿它的激情也就平息了。这时我们能够比较冷静地理解和接受那个中立的旁观者的情感。从前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现在变得与我们几乎无关了，如同它一般地对于那个旁观者一样。这时我们就能够用他的正直和公正来考察我们的行为了。今天这个人就不再为昨天使他神经错乱的那些激情所激动了。而且当情绪的突发，像灾祸的突然发作一样完全过去了，我们仿佛就又能同内心中那个理想的人打成一片了。并且根据我们自己的品质用那个最公正的旁观者的严格的眼光来看待（在前一种场合）我们自己的位置，以及看待（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的行为。但是这时我们的判断与从前的判断相比常常已不具什么重要意义了，常常所能产生的只不过是徒劳无益的遗憾和无用的忏悔，而且经常并不能保证今后我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不过，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它们也很少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对我们自身品质所持的看法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行为的判断。认为自己不好是如此令人不快的事物，所以我们常常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眼光从那些能使我们的判断令人不快的情况上挪开。人们说，一个在给自己做手术时手都不颤抖一下的人是一个勇敢的外科医生；一个勇于撕去遮住自己的眼睛看不见自己行为丑恶的自我迷惑的神秘面纱的人，常常同样也是一个勇敢的人。由于不愿从如此令人不快的角度来察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也常常愚蠢和软弱地竭力去重新激起那些曾经误导过我们的不正确的激情。我们竭力耍手段去唤醒我们的旧恨，重新激起几乎已经忘却了的义愤。我们甚至为了这个可悲的目的全力以赴，坚持不公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曾经是不正确的，而且仅仅是因为我们羞于承认和不敢正视这一点。
不论是在行为进行时和行为进行后，人们对于他们自身行为的适度与否就是抱着这种如此不公正的看法。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要用任何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它又是如此困难。但是如果人们通过一种特殊的官能，如一般所认为的道德感觉来判断他们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们被赋予一种能区分激情和情感的美丑的特殊的感觉能力，那么他们自己的激情越是直接地暴露在这个官能的视线之内，他对它们就要比对别人的激情能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因为别人的激情只是一种远景。
这个自我欺骗，这个人类致命的弱点是人类生活混乱的一半来源。如果我看见的我们自己用的是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或者用如果他们知道一切时将用来看待我们的眼光，那么通常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