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很多次了，”我说，“但我一只也没见到。可能没人们传得这么糟。”
“请您转身，夫人。”印度人说。
我转身，看到北方的地平线上空一团阴影，像被扯长的烟雾，像一座着火的城镇。“一百万人的城市朝明亮的天空吐出烟雾。”我心想。它又像是一团升起的薄云。
“那是什么？”我问。
“蝗虫。”印度人说。
我骑马穿过平原回家时看见了蝗虫，大概一共二十只。我经过经理的家，指示他做好一切准备迎战蝗虫。我们一起看向北方时，空中的黑雾已经升得更高了。我们盯着看时，不时有一只蝗虫从空中嗖嗖地飞过我们，或是掉到地面上开始爬。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门往外看，大片暗淡乏味的赤褐色景象。树木、草地、车道，目所能及之处都被这种色调覆盖，好像一夜之间一层厚厚的陶土色大雪落在了地上。是蝗群停在表面。我站着看时，所有的布景突然开始颤动，然后破碎，蝗群挪动升空，几分钟后空气里全是扑扇的翅膀，它们要飞走了。
那次它们对农场没造成多大破坏，只在我们这里待了一夜。我们看到它们长什么样了，大概一寸半长，褐灰色带点粉红，摸起来黏手。它们压倒了我车道上的几棵大树，仅仅是停在上面。你看着倒下的树，想起一只蝗虫还不到三克重，不禁要猜想它们的数量。
之后蝗虫又来了，有两三个月时间，农场持续受到它们的侵袭。我们很快放弃了吓走它们的尝试，这是让人绝望又悲喜交加的举措。有时会飞来一小群—某支脱离主力部队的自由兵团，它们会匆匆路过。但其他时候蝗群大规模飞来，要花上好几天才能全部通过农场，十二小时不间断地空中急行军。当飞行队伍最壮观时，就像我家乡的暴风雪，发出强风一样的呼哨声和尖叫声，在阳光里像薄片钢一样发亮，它们遮云蔽日。蝗虫保持带状队形，从地面一直堆到树顶，树顶以上则一片晴朗。它们呼呼地擦过你的脸，钻进你的衣领、袖子和鞋袜。大团急飞围住你，让你头晕眼花，让你满心厌恶，愤怒又绝望—这是密集恐惧症。个体在集体里不算数，杀死一两只也无关痛痒。等蝗群完全经过，像长缕薄烟朝地平线涌去后，你对自己的脸和手的厌恶感很久不能散去，因为它们被蝗虫爬过。
鸟群跟着蝗虫的队伍，在它们上空环绕，飞下来，走进它们落脚的田里，依赖这个蝗群大吃大喝：都是鹳鸟和鹤—自大的投机主义者。
有时蝗虫在农场上落脚，但它们不会对咖啡种植园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咖啡叶子类似于月桂叶，它们嚼起来太硬。它们能做的就是停在田里，到处把树压坏。
但它们落脚后离开的玉米田也是一片惨相，除了垂在断茎上的几圈干叶子外，干干净净。我在河边一直灌溉的常绿花园现在像个垃圾堆—花、蔬菜、药草全没了。佃农们的香巴地像一片清空了的烧焦地，甚至还被爬行昆虫碾轧了一遍。偶尔灰土里有一只死蝗虫，就是土壤产出的唯一果实了。佃农眼巴巴地站在那里看着蝗群。开垦种植香巴地的老妇们气得神魂颠倒，向空中最后一团渐远的淡黑色阴影挥舞着她们的拳头。
很多死蝗虫被大部队留在了各处：公路上它们曾停留过的地方，还有货车马车曾辗过它们的地方。蝗群走后，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车辙都被蝗虫的小尸体标记了出来，就像铁轨一样。
蝗虫把它们的卵产在土壤里。来年长雨季过后，生命第一阶段的蝗虫—小小的黑褐色跳虫就会现身，它们还不会飞，只能在地上爬，吃掉行军时经过的一切东西。
再也没有钱，也没法产生收益时，我不得不卖掉农场。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它。他们觉得这块地方种咖啡海拔太高了，所以不打算从事农业。他们打算拔掉所有的咖啡树，把土地分割之后铺上路，未来内罗毕要向西扩张时，他们打算卖出土地做建筑用途。这是那年年末的事。
即使在当时，因为还剩一件事，让我可以不用真正去考虑交出农场这个事实。树上还没熟的咖啡果要么属于农场的旧东家，要么属于持有第一期按揭抵押的银行。这些咖啡要等到五月或更晚的时节才能采摘，然后在工厂里处理后才能运走。这段时间里我仍可以留在农场负责主管，一切看似照旧。我想，这期间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来扭转局面吧，因为这世界毕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可以预料的地方。
就这样，我在农场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奇怪的新时代。潜藏在一切事务之下的真相就是，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但鉴于它曾经属于过我，这一真相可以被那些无法理解的人忽视，而且它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每分每秒，农场都在教我活在当下的艺术，或者可以这么说，是生活在永恒里的艺术。在永恒里，当下的实在发生其实无所作为。
诡异的是，我自己本人在那段时间里从不相信自己就要放弃农场、离开非洲了。周围每个人都告诉我必须这么做，每个人都是理智之人。家里的每封来信都在证实这件事，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实也都指向如此。然而却没有什么可以推动我的思绪，我一直坚信自己会埋葬在非洲。个中原因只能解释为，是我的个人情绪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状况，虽然我根本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或理由来支撑这一坚定信念。
在这几个月里，我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思考程序，或者说是策略体系，来对抗命运，以及对抗我周围那些和她共谋的帮凶。我想，从今以后，我可以在所有的琐事上让步，来给自己省却不必要的麻烦。我可以任由我的对手们在这些事务上一天天地自说自话，写下文书。因为最后，我会胜利地走出局面，会保住我的农场和农场上的人。我想，我不能失去他们：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又怎么可能发生？
就这样，我成为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要离开的人。回顾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似乎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比我本人要更早觉察到我要离开。山丘、森林、平原、河流与风，都知道我们要分别了。我刚开始和命运谈条件，关于出售农场的谈判开始时，风景对我的态度就转变了。这之前我还是它的一部分，大旱对我好比只是一次发烧，平原的花朵是我的一件新袍。但现在，这个国家在从我身上抽离，它后退了几步，让我可以更清楚、更完整地看清它。
山丘在雨季来临前也会这么做。一个晚上你在看着它们，它们突然来一个大动作显山露水，所有的形态和颜色都变得那么明白、那么清晰和鲜活，好像它们打算带着拥有的一切对你臣服，好像你可以从坐着的地方径直走上那片绿坡。你心想：如果此时有一头羚羊走到空地上，我会在它转头时看进它的眼睛，看到它的耳朵在抽动；如果有一只小鸟停在灌木枝上，我能听到它在唱歌。山里的三月，这洒落的姿态意味着雨季不远了，但此时，它对我意味着分别。
之前我见过其他国家用这种方式，在你快要离开时向你献出自己，但我忘记其中的意味了。我只能记起，我从没见过这个国家这么可爱，好像只是默想它都足以让你开心一辈子。光影彼此分享景貌，彩虹立在天际。
我和其他白人—内罗毕的律师和生意人，或是那些给我回程建议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奇怪的疏离感，有时像生理反应—一种窒息感。我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唯一的理性人，但有一两次我突然醒悟，如果我真是个疯子，待在神志正常的人中间，应该也是同样的感觉吧。
农场的土著，他们的灵魂遵循朴实的现实主义，都意识到了形势和我的心理状态，理解透彻到就像我给他们上过课，或是为他们白纸黑字写在书里了一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依赖我的帮助和支持，不尝试在任何一件事上为自己安排未来。他们尽最大的努力让我留下，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向我透露了许多谋划的方案。当农场的出售交接彻底收尾后，他们坐到我家周围，从清晨一直坐到夜深，与其说是想跟我谈话，不如说只是为了密切关注我的行动。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矛盾的时刻：他们清楚看到他的每次软弱和失败，也能够公正精确地对他作出判断，但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他，好像生活里除了他之外没有实在的出路可以走了。一群绵羊可能对牧童有同样的感觉，它们对乡野和天气都有比他深刻得多的理解，但如果必须走进深渊的话，它们仍会跟在他的身后。基于对上帝和魔鬼出众的天性知识，基库尤人对局势的理解比我更清楚，但他们还是坐在我家周围，等待我的指令，很可能他们自己人之间一直在尽情阐述我的无知和我独特的无能。
你可能会以为当我知道我帮不了他们，他们的命运重重地压在我心头，而这些人还要持续地出现在我家时的感觉会让我很难承受。但不是这样。我相信，直到最后，我们都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安慰和解脱。我们对彼此的理解超出一切理智。我在这几个月里常想起从莫斯科撤兵的拿破仑。通常人们会想，他在看到自己的大军在身旁遭罪死去时，一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很可能如果他没有他们在身旁，自己早就当场倒地死去了。晚上，我数着小时熬过漫漫长夜，直到第二天一早基库尤人再次在我家旁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