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与人，我们都被欺蒙！”
对于咖啡种植来说，我的农场海拔有些过高。在寒冷月份的早晨，低地已经开始结霜，咖啡树苗和树上的咖啡浆果都会冻成棕褐色，然后枯萎。风从平原上呼呼吹来。即使在好年份里，我们收获的咖啡亩产量也不如锡卡和基安布那些四千英尺的低地地区。
恩贡地区也缺少雨水，我们有过三次大旱，每次都被害得很惨。有一年我们有五十英寸的雨水，收了八十吨咖啡豆；有一年有五十五英寸的雨水，收了将近九十吨；但有两年我们只有二十五英寸和二十英寸的雨水，只收了十六吨和十五吨咖啡豆，这两年农场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咖啡价格也在下跌：以前我们一吨可以卖一百英镑，现在只能卖六十到七十英镑。农场的时世变得艰难。我们还不起债，也没钱继续维持种植园的经营。我家乡那些在农场占股份的人写信给我，告诉我必须卖掉农场。
我想出很多计划来拯救农场。有一年我试过在闲置的土地上种亚麻。种植亚麻这个活儿很让人愉快，但它需要太多技术和经验。有一个比利时难民曾给我提出建议，他问我打算种多少亚麻，我告诉他三百英亩，他马上大呼小叫：“夫人，那不可能！”我可以成功种出五英亩，甚至十英亩，再多就不可能了，但十英亩根本帮不了我们，我种了一百五十英亩。一大片开着花的天蓝色亚麻田看起来漂亮得不可思议，就像一片地球上的天堂，而且没有其他产品比亚麻纤维更可爱了，它们坚韧光滑，摸起来有一点油腻。你的思绪跟着它一起被带走，想象它被做成床单和睡衣。但基库尤人需要持续的监督，而且他们没法立刻就上手，学会足够精准地拉麻、沤麻和打麻，所以我的亚麻种植也没成功。
那些年里，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农夫都在放手一搏这样或那样的计划，少数人最后确实受到了鼓舞。恩乔罗的英格丽·林斯特龙就做到了。我离开肯尼亚后，她为了菜园、猪、火鸡、蓖麻油灌木以及大豆做牛做马十二年，并且看着它们通通失败。为它们流干眼泪后，她通过种植除虫菊为家族和自己拯救了农场。除虫菊被运去法国，在那里被用来制作香水。而我本人的各种试验都运气不佳，当干燥的气候和亚提平原的风开始时，咖啡树都凋萎了，叶子变黄，农场有几片地方还染上了牧草虫和椿象虫，造成了严重咖啡病虫害。
为了促进咖啡生长，我们试过给田地施肥。因为我是受欧式的农业思想影响长大的，不施肥就把作物拔出土壤一直违背我的想法。当农场的佃农听说这一计划后，他们自告奋勇来帮我，从自家的牛羊栅栏里掏出陈年老粪，都是方便处理的易碎泥状物。我们在咖啡的树里行间翻出犁沟，新从内罗毕买来的犁太小，只能套一头公牛，所以我们没法把牛车拉进田里。农场的女人们就把装粪肥的麻袋背在背上，然后把粪肥撒在犁沟里，每棵树撒一麻袋，然后我们再把牛牵回来犁地，把粪肥埋起来。我监工很愉快，也期待能有伟大的成果，但由始至终，没人看出施肥的成效。
真正的麻烦是没有资金，因为钱在我没接管农场运营之前都花掉了。我们没法完成任何彻底的改良，只能糊口度日—最后几年，这成为我们农场生活的常态。
我想，如果有资金的话，我就会放弃咖啡，把咖啡树砍掉，在我的土地上种林木。非洲的树木长得很快，只要十年你就能惬意地走在高大的蓝桉树和金合欢树下了，它们是你亲自在雨里从园艺花圃里成箱搬出来的，每箱里放十二株树苗。我反思，我本可以在内罗毕有很好的木材和柴火销量。种树是高尚的职业，许多年后你想起它还会心满意足。从前农场上有绵延的天然森林，但在我接手农场前被卖给印度人砍伐了，真悲哀。我自己在艰难时日里，也不得不去工厂旁的土地上砍树给蒸汽机当燃料用，这片有着高大树干和活泼绿影的森林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除去砍树这件事，我这一生没有为做过的其他事情更加后悔过。我负担得起的时候，会在小片的地里种上尤加利树，但没什么结果。如果我在五十年前用这种方法把上百亩的地种上树的话，那么农场此时就会变成一片会唱歌的树林，再加以系统经营，河边造一座锯木厂。尽管农场的佃农对时间的概念与白人不同，他们却一直充满信心地翘首企盼人人都有充足柴火的那一天—就像昔日那样—寄希望于我现在马上要动手去种的那片森林。
我也有过计划，想在农场上养牛和经营奶厂，但我们处于不洁地区，意思是在这片陆地上会有东海岸热疫。如果要养特级牛的话，你就必须浸牛，这项成本让你很难与那些处在内地干净区域的养牛商竞争，不过，我离内罗毕很近，这样我可以早晨开车送牛奶进城。我们曾养过一群特级牛，而且也在平原上造了一个很好的浸牛池，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卖掉它们，浸牛池里长满了野草，最后立在那里，像一处下沉倾颓的虚妄废墟。再后来，晚上在挤奶的时段，我走去马武盖或卡尼奴的畜栏，闻到牛的甜香气味，我再次感到阵痛，那是对拥有自家牛棚和奶厂的向往。我骑马走在平原上时，脑海里的斑点奶牛像花朵一样星罗棋布。
这些计划都随着岁月流逝变得非常遥远，最后几乎无法理清。如果我真能让咖啡种植取得收益，让农场维持下去的话，我根本不介意那些计划。
背一座农场在肩上是个沉重的负担。我的土著佃农，甚至我的白人雇员们，都让我独自一人替他们所有人担惊受怕，有时在我看来，甚至连农场的公牛和咖啡树都是如此。好像会说话的生灵和哑巴们都约好了似的，把迟来的雨和寒冷的夜都归咎于我。在晚上，似乎我安静地坐下读一会儿书都是不对的。我被唯恐失去农场的恐惧感推出家门。法拉知道我所有的伤心事，他不同意我晚上出去散步，他提到日落时在家附近徘徊的猎豹；他这个在黑暗中依稀可见的白袍身影会一直站在游廊上等我回来。但我太难过了，脑子里根本顾不得什么猎豹，我知道晚上去农场的路上转悠根本于事无补，但我还是要去，像个被下了走路指令的游魂，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以及要走去哪里。
我离开非洲的两年前回了趟欧洲探亲。我在咖啡采摘季旅行回来，到达蒙巴萨之前都收不到收成的消息。在船上，我一直在脑海里斟酌这个问题：当我身体健康，生活也看似友好时，我估算我们该有七十五吨的收成；但当我不舒服或紧张时，我想无论如何我们也只能有六十吨收成。
法拉来蒙巴萨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咖啡收成的事，我们环顾左右地谈论农场上的其他消息。晚上快上床睡觉时，我实在没法再拖下去了，我问他到底他们在农场上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通常很热衷于宣布灾难，但此时法拉并不开心，他极其严肃地站在门口，半闭上眼睛后把头朝后仰，吞下悲伤。他说：“四十吨，夫人。”听到这话，我知道我们没法再维持下去了。世上所有的颜色和生命都从我身旁淡出了，阴冷压抑的蒙巴萨酒店房间里，水泥地面，老式铁床架和用旧的蚊帐，此时都如这世界的象征般呈现出重大意义，这就是没有任何装饰润色的贫瘠生活。我对法拉再说不出话，他也没再讲话，走开了。世上最后一个友好的对象。
但人类的头脑总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深更半夜时我想，要是在老克努森的眼里，那四十吨已经很了不起，是悲观的情绪—悲观情绪才是最致命的恶习。既然无论如何我都要卷铺盖回家，我何尝不再次开动马达。我人还在，我的朋友也会来看望我。十小时内我就能从铁路上看到西南方向映衬着恩贡山的蓝色天空剪影了。
就在同年，蝗虫来了。据说它们来自阿比尼西亚，那里旱了两年，所以它们往南移动，一路吃光了所有植被。我们还没亲眼见到它们，整个国家就已经流传开来它们留下大面积毁灭痕迹的怪谈—在北方，它们经过的玉米田、小麦地、水果园统统被夷为一片广阔荒漠。移民者派人捎信到南方的邻居这里宣布蝗虫要来的消息，但即使你收到预警，仍然没办法治它们。所有农场都堆了大堆的柴火和玉米秆，准备在蝗虫到来时放火烧死它们，还给所有的农场劳工派发了空的锡罐、铝罐，让他们大喊大叫并敲打罐子来吓走它们，不让它们降落。但这只能临时缓解灾情，因为不管农夫怎么恐吓蝗虫，它们都没法永远停在空中不降落。每个农夫唯一的盼望，就是把它们轰到南边的下一个农场，而且吓走它们的农场越多，它们最后落脚时就越饿，越绝望。我自己在南方的马赛保留地里有大片平原，所以我希望让蝗虫一直飞，把它们轰到河对岸的马赛人那里去。
已经有三四个送信人向我宣布蝗虫要来的消息，都是同一地区的移民者邻居派来的，但无事发生，我都开始怀疑这是假警报了。一个下午，我骑马去我们的“杜卡”—农场上卖杂货的商店，是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赖为农场劳工和佃农开的。商店在公路边，外面有个印度人坐在骡车里，我经过时他站起来向我示意，因为他没法开到平原上来。
“蝗虫要来了，夫人，快回你的农场吧。”我骑到他跟前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