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本姓苏，名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受过中等教育。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1938年，17岁的华国锋冒着杀头的危险离家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华国锋任山西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山西交城县委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建国前夕，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华国锋随军南下。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调任毛泽东家乡的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这一年华国锋33岁，年轻有为。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家乡的“父母官”，这个位置自然使华国锋容易引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注目。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是在他任湘潭地委书记一年后的1955年夏。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十七岁参加革命且已经有了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华国锋，在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基础上，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在指导思想上符合毛泽东意向的文章，这些带有湖南乡土气息和时代激情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
1955年秋天，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在省会城市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蓄着平头、穿着朴素而神情激动、面像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良好印象。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华国锋在会议上的发言再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期间，毛泽东以赞许和意味深长的口吻对华国锋说：“你是个老实人。”“你是我的父母官哪！”35岁的华国锋能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评价，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片光明。
毛泽东亲自选编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收入了湖南六篇典型材料，其中五篇选自华国锋任职的湘潭地区，其中三篇由毛泽东亲自写了重要按语。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对刘少奇支持砍掉两千个合作社一事进行了尖锐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像裹脚老太婆一样蹒蹒跚跚走路，他们总是顾虑重重抱怨别人，你走得太快了，太快了。”而华国锋的文章和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经验介绍，是来自农村基层的典型情况，是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系列论述正确性的最好佐证。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作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在父母遗像前和墓地，毛泽东百感交集。就是这次韶山之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回韶山》。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在汇报农村形势时，没有唱高调，而是实事求是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毛泽东听了，对这位老实人说的老实话认真听了，没有发火，这与一个月后对待彭德怀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也险些入围，虽幸免于难，但也被打入另册。湖南的班子在毛泽东眼中是靠不住了，中央迅速调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泽东还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都要把华国锋召到身边，听取他的汇报，以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位讲老实话的人。应当说，这时的华国锋已具备了继续上升的极好机缘。
1963年，华国锋到广东参观学习以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的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华国锋不仅在湖南的地位更加稳固，也因在农业上的思考受到毛泽东肯定而在全党开始有了名气。
毛泽东在北京亲自总结表彰并树立了“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华国锋则在湖南亲自总结推广了岳阳县毛田区“可贵的革命干劲”，把毛田区搞成了全国仅次于大寨的农业典型。北呼南应——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毛田区的事迹排列到第一馆最前面的显著位置。后来毛泽东乘车途径岳阳，对前来迎候的华国锋说，他想去毛田看看。从岳阳去毛田，近100公里，当时还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华国锋十分遗憾地说明了这一情况，毛泽东玩笑般地说：“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呵！”李济森：《邓小平与中国政坛风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毛田虽没有去，但毛泽东玩笑轻松的话语包含着对华国锋的器重和赞许，华国锋心里一定是热乎乎的。
1964年7月1日，由于华国锋的努力，陶铸的首肯，韶山毛泽东陈列馆也破土动工。华国锋主持奠基，而后，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仅用100天，华国锋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开馆仪式上，华国锋发表了真情洋溢的讲话。陈列馆开馆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马上将照片亲自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仔细地辨认，认为很可靠，他还询问了照片的来历。显然，毛泽东很高兴，他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他还指示华国锋，给总理看一看。
华国锋的努力和真诚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心里很高兴。他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冲洗出来的照片再上北京，将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陈列馆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华国锋的直接领导下可谓无孔不入，卓有成效。当陈列馆遇到难题时，总是华国锋出来解围。”刘建国等：《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5页。华国锋不是党史专家，但他凭着一颗对毛泽东的无限忠心，严格把好党史文物关，为韶山陈列馆的文物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韶山人民对华国锋一直心存感激，这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1965年，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决定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华国锋调集10万民工，发挥冲天干劲，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新造农田6800亩。他还在卧龙般的渡槽上亲笔题写了“云湖天河”四个大字。这一壮举，是他的前几任省委书记因顾虑较多而未曾做到的。1978年已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应湖南之请又题写了“韶山银河”四个大字，被镶嵌在银河灌区上。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作出后，华国锋成为湖南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华国锋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一个明显上升的标志性信号。1970年1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几年光景下来，华国锋已成为颇有政治实力的一方大员，实实在在成了毛泽东家乡的大父母官。
1970年7月，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的欧阳海灌区，经过四年苦战终于全面峻工。这是湖南境内继韶山灌区之后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成功地解决了湘南郴州、衡阳两个地区水旱威胁的问题。是华国锋“抓革命，促生产”的丰硕成果。毛泽东得知后，对此十分赞赏。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详细向华国锋询问了欧阳海灌区的建设情况，并向华国锋讲起了被灌区拦腰截断的春陵江的典故。毛泽东说：“相传，春陵是古代的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这一带一直为人民做好事，后代人为了纪念他，把这条河改名为春陵江。”这个典故寓意着毛泽东对华国锋这几年工作的高度评价，也表明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华国锋政治上的进步。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继续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讲话中谈到了华国锋。毛泽东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的人。”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记述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情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其中也提到了华国锋的名字。这样一来，华国锋因此也引起了国外的较多注意。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解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和长沙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尖锐地谈到了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8月25日和8月27日，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05页。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到了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和现状，自然使华国锋政治觉悟和责任感大大提高。
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侧的“九所”下榻。毛泽东对华国锋等陪同人员心事重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9月2日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1972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任公安部部长。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会议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省委书记到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仅用了三年时间，可见，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偏爱。至此，52岁的华国锋正式进入党的领导人序列。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成为国家领导人。10月15日，代表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这些，显示着华国锋冉冉上升的迹象。
在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度失去权力后，1976年2月3日，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点名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对王洪文感到失望，认为华国锋“厚重少文”，值得信任。1976年4月7日，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袁宝华晚年对毛泽东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有过分析。他说：《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载《百年潮》，2002年第7期。
毛主席最后选定了华国锋同志，这和华国锋同志到中央工作这一段的表现有关系。华国锋同志为人很厚道，对毛主席很忠诚，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不错，处事慎重，对老同志尊重，不像有些人那样张牙舞爪。我看就当时来说，毛主席对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不一定很满意，但比较起来他可以维持这个局面。第一就是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就是不会和“四人帮”同流合污。可是，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四人帮”看不起华国锋，不尊重他。对华国锋来说，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是不多说话。所以在批邓的问题上，“四人帮”更加猖狂。毛主席选择他为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已经确定的路线。毛主席提出批邓，就他来说那时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对毛主席没有任何怀疑、任何抵触。所以这一段，大家一方面感觉到华国锋与“四人帮”有所不同，批邓以后，“四人帮”没有代替了邓小平，大家感到庆幸；另外一方面就是感到华国锋同志是个老好人，在和“四人帮”的斗争中能不能占上风？对此大家深感忧虑。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华国锋有功在身，又加上得到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很自然地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