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是在极其关键、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走上中共最高权力之路的。他的经历、思想、能力等等都决定了他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胜任这项重任，但历史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他成为党、国家、军队的第一号人物。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后，如何无愧于毛泽东的培养和信任，如何保持这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并认真做些符合时代发展的事，则成为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华国锋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升的。从湖南省委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也属正常的升迁，故没有引起各方大的注意。他为人忠厚老实、作风正派，对党、对毛泽东忠心一片，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既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提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说：华国锋“厚重少文”，又说他“办事不蠢”。故在关键时刻选择华国锋做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提出的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邓小平等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可以谅解华国锋的是，当时局势复杂，他可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华国锋要想在政治上稳住脚，就必须坚持并借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只有维护毛泽东的威望，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因此，维护和坚持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华国锋理所当然的使命，也是他做毛泽东接班人和好学生的最好表现。这符合华国锋的政治积淀。但华国锋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主政后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起码要让人看到一些政治上的“愿景”，才有可能不丧失大转折时代的主动权。
按华国锋的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做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的确是有一定困难，但这种现象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毛泽东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打倒和靠边站，而华国锋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华国锋的朋友张根生认为，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主席都是具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这种分析是站得住的，是到位的。
在近几年党内老同志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对华国锋多有评说。他们认为他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能团结同志、能接受批评，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叶剑英的秘书王守江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的职位有所变化，在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时，叶剑英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华国锋是有功的，应当给予适当安排。据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处理华国锋问题时，胡耀邦原想对华国锋保留一定的领导职务，“并希望能继续合作”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但由于复杂的原因，最后华国锋还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据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讲：在开启中国改革的1978年年末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定下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从改革开放推动力量来讲，这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至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中央委员，党的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特邀代表。这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党史专家认为，现在一些人，对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的认识不是很全面，往往忽略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华国锋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他提议并派出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西欧五国访问。他是赞成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的，他指出：“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首先，同志们思想开阔了。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有启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今后还要用。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也要有机会出去。还有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也可以出去。”房维中编：《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一分册，第118页。只可惜，他后来没有机会再来抓一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