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是在想象中看到的还是从他的视网膜里真的看到了。但我的确看到了杰西卡的脖子。脖子上的刀印齐刷刷的，刀口最近处的皮肉有些发紫，这可能是刀猛地砍下去时造成的。
我用不着想象帕蒂的脖子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血肉模糊的烂脖子。
我父亲张开了手。手心上有粒子弹残片。“这是从奥克伍德脑袋上找到的。”他说，“我要不在地下室翻他个遍，是绝不会甘心的。但我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这是22号手枪子弹的残片，这种子弹是平头。我要说的是，这种子弹一见血就炸。要是打到脑袋上，一粒就足够了。可能还用了个消声器。”
“往她嘴里开的枪？”
“不错。”他说，“她嘴唇看上去发紫，就像有人用力把嘴撬开过似的。可能是用枪筒。在上腭的弹洞附近还有被火药烧焦了的痕迹。弹洞很小。正好是22号手枪子弹那么大。头的外部没有子弹出口。我只能把这么点东西掏出来。”他用手指了指那粒子弹碎片。
硬汉子跳舞。你最好相信这一点。只能把这么点东西掏出来。我的腿肚子哆嗦起来。我不得不同时用两只手勉强把酒杯端到嘴边。我感到我没勇气走向帕蒂那颗脑袋。
他告诉我，帕蒂的情况与杰西卡一样。“她脸上，头顶上都没有枪伤，也没有青肿的痕迹。我想，子弹可能是打在心脏上，她很快就死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只是一种猜测。我不知道。可能是把刀刺进她的心脏。她的脑袋除了向我证明她是谁以外，什么也没告诉我。”他皱皱眉，好像忘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不不——它还告诉我一件事。想要弄清真相得找个验尸官来，但我猜你妻子——”他现在也说不出帕蒂·拉伦这个名字来——“是在另外那个女人死了二十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后被害的。”
“嗯，这可以找出证据来。”我说。
“不，”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为什么？”我问道。
“蒂姆，”他说，“我们必须把这两颗人头毁掉，”他抬起手阻止我继续问下去，“我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说。
“那么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凶手了。”我漏嘴说了一句。
“我们能肯定是谁干的，我认为。我们只是拿不出证据罢了。”他的脸色又有所好转，变得微红了，“如果你想要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想别的方法。”
“据我推算，”他说，“我觉得不可能只有一个凶手。用大砍刀的人是不会摆弄小刀子的。”
“玩大砍刀的通常不可能有22号手枪和特制的子弹跟消声器。”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他说。
我俩谁也没吱声。我自己在思考着。我的四肢开始麻木起来，就像在十一月林子里走了好长一段路，刚刚坐下来喘口气似的。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他说，“有人故意选你大麻地边那个洞来藏杰西卡的脑袋。这就直接牵连到你，使你没法说这事儿与你无关。然后，有人把头弄走了。这是为什么？”他握紧双拳好像在开车。“这是因为有人决定要杀帕蒂。这个人想肯定一下，以后两颗人头都要埋在这儿。他不想让你或者第一个凶手回去毁掉证据。或者假设你吓坏了。你可能会向警察报告这件事。所以，第二个人，他把人头弄走了。”
“或者是她，”我说，“弄走了那颗人头。”
“或者是她，”我父亲说，“尽管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当我再也没什么可讲时——我是一时兴奋才讲了那么多——他说，“嗯，我琢磨有两个主犯。一个是杀杰西卡的，另一个杀了帕蒂。第一个把杰西卡的头放在那儿是想坑你，第二个把人头弄走了，目的是想过后再把两颗人头一块埋在那儿。到那时，或者在不久以后，你就得承担两次凶杀的罪名了。”
“你可真能琢磨。”我说。
“在人们干这些事时，”我父亲说，“他们会相信，他们正清晰地注视着整个场面，即使他们正做的事儿只是在汤里多放一份调料。”
“那么谁是厨师呢？”
“沃德利，就他一个。在和你谈话时，他可能早就知道帕蒂已经死了。可能是他杀死了帕蒂，一直在骗你呢。”
“我可真看不出来。”
“他瞧不起你。我并不责怪他。可能他听说杰西卡的人头没了，他想你能知道在哪儿。所以，他想要帕蒂的头。他想你会用杰西卡的人头搪塞一下，说那是帕蒂的。这样，他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两颗人头。”
“你不能不重复那个词吗？”
“人头？”
“它叫我受不了。”
“没别的可以替换。”
“就说她们名字吧。”
“那不准确，除非我们找到了她们的尸体。”
“就说她们名字吧。”
“我说，”他说，“你跟你妈一样爱胡思乱想。”
“要是我奶奶、姥姥，那成天在爱尔兰的泥炭地里挖泥炭，我也不在乎。一点不假，我跟我妈一样爱胡思乱想。”
“行啦，行啦，”他说，“你妈赢了一个球。祝她安息吧。”他打了个嗝。波旁威士忌、啤酒和身上的病一起生效了。“把酒瓶子递给我。”他说。
“你想得太多了，”我说，“为什么沃德利不知道杰西卡在哪儿呢？要是雷杰西干的，沃德利肯定会知道。蜘蛛是他们俩的联系人。”
“假设他们在联系的过程中出了点差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都是叫人吃惊的。”他用指关节敲着桌面。“我说，沃德利不知道杰西卡在哪儿，他想让你把她带给他。”
“我想沃德利已经把她们俩放在洞子里了。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蜘蛛和斯都迪在跟踪我。要不是那样，当我回到地洞那儿时，他们可能就在那儿，在我一手拎一颗人头出来时，他们就会把我抓住了。他们可能是最叫人恶心的下贱小人，想让一个公民蒙受不白之冤。”
我这番话触动了他。我父亲扬扬眉表示同意。“这些听起来不像那么回事，”他说，“他们寻思你到了洞那儿，可发送信号器告诉他们你把车停住了。怪不得在你往回走时，他们要火冒三丈了。”
“我想，我们有个事例可以用来控告沃德利。”我说。
“涉及帕蒂，你弄到了一些线索，但是，谁杀了杰西卡呢？”
“可能也是沃德利干的。”
“你可能喜欢用加消声器的22号手枪。但你见过希尔拜先生玩大砍刀吗？”
“也许是斯都迪？”
“有可能。”
“你认为是谁？”我问道。
我父亲当侍者时，扮演了多少回私人侦探、刑事律师和名誉高级法院的法官呢？他把手放在嘴角，好像拿不准是不是该从橡皮膏似的嘴上把真话剥下来。
现在他把手移开。“我不喜欢这个雷杰西，”他说，“也不喜欢你描述他的方式。他可能就是凶手。”
“你认为是他杀了杰西卡？”
“他可能会使用杀伤力很强的22号手枪和大砍刀。他是唯一能同时使用这两件武器的人。这小子是个武器狂。他可能还在地下室里藏有燃烧弹呢。他会琢磨出怎样杀你的方法，把头上沾有毒药的竹签子埋在你走的小路上。我见过这号人。‘谈到武器，’他们说，‘我感到非常熟悉。我是复兴时期的人。’”
“嗯，可你憎恨警察。”
“叫你说着了，一点不错。只是，有些不可信。这个家伙是草原上的一条狼。先是职业军人后来又成了警察！我把他给看透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专捉毒品犯的便衣警察。他并不是什么代理警察局长。那只是个幌子罢了。他是毒品管理局一个排解纠纷的人。我敢肯定，在局里，他们都很怕他。他一来，他们就吓得尿裤子。”
“我很难相信你说的这番话。”
“我比你更了解警察。有多少年了，星期三晚上我用钱哄走黑手党，星期四用钱把警察请回门？我了解警察。我明白他们的心理。我这样想，为什么像雷杰西这样雄心勃勃的家伙能在科德角猫下呢？”
“这儿是捉毒品狂的中心。”
“这比佛罗里达差远了。他们可以把他派到那儿去。他们在骗他。你得懂警察的心理。没一个警察愿意和一个让他感到不舒服的职业警察打交道。你下的命令不能叫人不高兴，不然你就会多个敌人。合法带枪的家伙有很多机会干掉你，根本用不着在你背后开枪。所以，当警察不得不和狂人打交道时，他们并不会想法子解雇他。他们给他戴上假官帽。让他当蒙大拿州特温爱克斯的全权人物。在马萨诸塞州、尿都……不，”他以决定的口气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雷杰西。所以我们得把那两颗人头处理掉。”我开始和他争论起来，他说的话又把我给顶了回来。“如果他们在你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那两个塑料袋，”他说，“那你就走上绝路了。你是个容易命中的目标。你要是把人头挪走，那会更糟。他们一看到你钻进了汽车，就会跟踪你的。”
“那我去把妻子埋掉算了。”
“不，你不能埋。这件事我去干。我用你的船、你的渔具和工具箱。船上还有多余的锚吗？”
“没有。”
“那我就用船上那个。把帕蒂和杰西卡绑在一起。”
这回该轮到我说声“我的妈呀！”了。
“喂，”道奇说，“你看我像个心黑手狠的人；我看你呢，就像个活靶子。”
“我得跟你去。这是我起码要做的事。”
“要是我一个人出去的话，那我只是个出去钓鱼的老家伙。他们不会扫我第二眼的。可你！他们会看着你的。他们会调来海岸警备队。当他们发现船上有两个没身子的女人时，你怎么说呢？‘噢，’你会说，‘我刚找到它们。声音告诉我往哪儿看。’‘对，’他们会说，‘你是贞德姑娘。第二个贞德。’”他摇摇头，“蒂姆，我的孩子，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我只去几个小时。在这期间，你怎么不去打个电话？”
“给谁打？”
“飞机场。你可能会问出杰西卡到这儿的时间。”
“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她到镇上的第一个晚上，或是他的？”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
可是，当他走进地下室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要不是他在地下室楼梯上喊我，我是绝不会动一下的。“蒂姆，我把小船划到你的大船那儿。出去走走。我想把它们带到离房子远远的地方。”
我看见的是精灵，可他看到的是真人。好啦，他去冒险了，可至少我还能出去走走吧。
我穿上派克大衣，从前门走出去，来到商业大街。现在是下午，街上人很少。但我知道，我不能在街上溜达太长时间。街上静得很，静得就像是洒在地上的阳光，它们从头顶上灰色云团的缝隙中飘落下来。我知道，海滩上会有由阳光和阴影交织而成的图案。在听到我们那艘二十尺长的捕鲸者号船的马达发动的突突声(帕蒂的船)后，我转向了空荡荡的海滩，走在沙子上。那只小船，被丢在停泊处，轻轻漂荡着。看不到海岸警备人员，只有几艘钓鱼船往镇码头方向开来，我父亲正驾驶着捕鲸者号朝海湾驶去。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拖着微微作痛的双脚，踩着沙子往回走。
回到屋后，我感到吃惊的是，出去走一圈使我精神了许多。我按照道奇的建议，决定打几个电话。我先给机场打了一个。我运气不错，在检票处工作的那个姑娘是我的酒友。她正好当班。所以我可以问她杰西卡·庞德或劳雷尔·奥克伍德和朗尼·潘伯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是否来过或离开普罗文斯敦。几分钟后她告诉我，十五天前杰西卡·庞德乘下午的航班来的，九天以前乘早晨第一趟班机回去的。她在机场预定过来往机票，从普罗文斯敦到波士顿，由波士顿到旧金山，由旧金山到圣巴巴拉。根本没有名叫潘伯恩的旅客。但那位姑娘回想起来了，庞德离开那天早晨她在值班，警察局长雷杰西开车送她到机场。“照顾好这位妇人，他告诉我。”姑娘说。
“他俩看上去很友好吗？”我问。
“蒂姆，那天我因为头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没看清。”她边想边说，“我猜，他们很近乎。”
嗯，这些话打开了可能性的栅门。如果杰西卡·庞德独自一人到这儿有一个星期，然后又飞到圣巴巴拉，又从那儿回到这儿，那么问题就是：她是和潘伯恩一起为沃德利工作还是她自己？
我给镇上房地产代理商打了个电话，我跟她最熟。但她只给了我那个波士顿律师的名字。据她所知，那块房地产并没出售。然后，我又给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打个电话，我自报名字是朗尼·奥克伍德。当律师接电话时，我说，“思韦特先生，我母亲，奥克伍德女士不得不到欧洲去处理一件紧急事情，她让我和你取得联系。”
“嗯，你给我挂个电话，我真高兴。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却在翘首而望，盼望你母亲来。她早该到我这儿来了，来送银行担保支票。”
“是的，我知道。”我说。
“那太好了。请替我给她捎个口信。现在我担心房价将要上涨一些。或者价格一定会涨。要是我们得不到她准信儿的话，你知道，没粮草我是守不住城堡的。许诺毕竟是许诺。我们得见到她的支票。上星期，又有人出价了。”
“我马上和她取得联系。”
“你必须和她取得联系。事情总是这样：多少年过去了，某幢房地产除了罚金和税收以外什么也没得到。突然，谁都想马上把它买下来，在同一个星期内。”他咳嗽起来。
“思韦特先生，她会跟你取得联系的。”
“我希望这样。你母亲是个漂亮女人。”
我马上把电话挂了。我是在扮演她儿子的角色，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不敢和他谈下去。
但我的猜测得到了一些证实。劳雷尔·奥克伍德可能打算为自己买下那幢房子。这是不是会阻止沃德利，所以也涉及了帕蒂·拉伦？
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帕蒂·拉伦会对想做这种事的女人怎么样呢？
“她会杀她。”这毫无疑问是我得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