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的那一位用话来挑他了。那人也是在中西部一个城市里长大的，也是在一个什么学园毕业的，你知道，拉尔夫·切斯特莱来过了，你看这家伙有多了不起，你真应该跟他结识结识，他入了“台尔塔·菲”，那才叫高哪，说真格的，咱们就一辈子也别想高攀得上，不过这也难怪，谁叫咱们沾上了这一身土气呢，我要是早懂得了现在知道的这些奥妙，中学也就到东部来上了，到埃克塞特、到安多弗都可以，［111］虽然我听说那几所学校其实也根本不怎么高明，不过只要咱们能结交上几个有办法的朋友，“谈谈社”好歹总该可以进去了吧，要进那个还不是太难，“米糊社”肯定也进得去，不过要是能进个高级俱乐部那就最妙了，虽然我听说那种地方近来也渐渐流于平民化了。
这种事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
哎，你应该考虑考虑，做事是得慎重一些。
他的逞性脾气第一次发作了。这种事，算了吧！
那也好，不过我跟你说，侯恩，咱们两个一向相处得蛮不错，你可别给我去随便乱说，要知道，一个人的前程毁在同室室友的手里，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劝你闲事要少管，我这意思，你总该懂吧。
头一年侯恩根本管不上闲事。一个雏儿，也根本妨害不到别人。他忙得气都透不过来，也很少见到同室的那位室友。下午差不多总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晚上又忙着自修。他自己订了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小而至于每星期日早上可看连环漫画一刻钟，每星期六晚上可看电影一场，都作了规定。他在实验室详细记录烧瓶里温度计上的变化情况，密切观察旁边比重计上的读数有何相应的增减，不知不觉就会花掉整整一个下午。他解剖青蛙的头颅，老是会失手把里边的一根神经切断，一直解剖到第四次，小刀把脱水冷藏的蛙头肉一点一点小心剥开，终于成功地分离出了那根亮晶晶的神经，仿佛一丝细细的唾液。他在扬扬自得之中却又感到心灰意懒。难道我是真的喜欢做这种事？
在课堂里他有时瞌睡难禁，会从上课一直迷迷糊糊到下课。今天讲课的是那位戴钢丝边眼镜、面容清癯、俨然一副科学家气派的助理教授，话音朦朦胧胧，叩击着他的耳鼓。他眼皮都合拢来了。
各位，我请你们思考一下褐藻的特殊现象。Nereocystislütkeana macrocystis pyrifera，pelagophycus porra［112］——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一连串的名目。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海洋生物，大家不妨想一想：藻类没有根，没有叶，照不到阳光。巨大的褐藻在水下形成了一个莽莽丛林般的植物世界，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全靠从海水中汲取营养而维持其生存。
资产阶级繁琐的植物分类！——邻座的一个同学在低声嘀咕。侯恩一惊而醒，精神也来了：真是所见略同，自己也正想这么说呢。
大家注意，褐藻只有在风狂浪大的气候条件下才会被冲上陆地——助理教授又接着讲解。在正常情况下，褐藻始终生活于浓密错杂的海下丛林中，固定不动，只管自己汲取养分。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不少水生植物都向陆地上迁移了，而这些藻类却只能留在水里。褐藻藻体都呈褐色，这在黑沉沉的海下丛林里是个有利条件，可是万一上了陆地，来到光天化日之下，那就成了个致命的弱点。助理教授说着就提起一棵干燥的褐色海藻来让大家看，长长的一条，像根绳子。同学们，大家传观传观吧。
有位同学举手提问。先生，请问这种植物主要有些什么用途？
噢，用途倒还不少。最主要是作肥料使用。可以用来提取钾肥。
可是类似这样有意思的问题讲得实在太少了。他如饥似渴，巴不得多长些知识，空虚的心灵得充实啊。
渐渐地，他也走动走动了。他认识了一些人，也开始出去串串门了。
过了年到了春天，有一次他这个一年级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参加了哈佛剧社的一次集会。剧社社长很有雄心大志，讨论计划十分细致。
仔细想想简直荒唐，老是让咱们随随便便演些唱唱闹闹的无聊玩意儿，太不像话了！咱们应当扩大一下眼界。
我倒认识一个拉德克利夫［113］的女学生，她是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14］的——有个人慢声慢气说。咱们只要有了合适的剧目，就可以请他来，按那个路子来帮咱们好好排练排练。
喔，那可太美了，咱们就排契诃夫的剧本吧。
一个戴玳瑁边眼镜的细高个儿年轻人站起来要求发言。咱们如果真要来个彻底革新的话，那我提议，我郑重提议，咱们就演《攀登F6》［115］。这个剧本刚发表不久，还没有人上演过。想来挺好玩的，人家都还没有演过呢，咱们演了该有多光彩啊。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泰特，你把奥登和依修午德［116］看得太了不起了——有人反驳他。
一个乌黑头发、体格壮实的学生发言了，他嗓音深沉，一副自命不凡的口气。我认为咱们应当演奥德茨［117］的剧本，眼下美国的剧作家唯有他才是创作态度比较严肃的，至少可以这么说吧，他了解普通人民的疾苦和愿望。
得了吧！——有人嚷了起来。
只有奥尼尔［118］和艾略特［119］才算得上。
艾略特跟奥尼尔不是睡在一张床上的。（笑声）
他们争辩了总有个把钟头，侯恩留心听着他们提到的名字。有些名字他熟悉：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可是很多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斯特林堡［120］、霍普特曼［121］、马洛［122］、维加［123］、韦伯斯特［124］、皮兰德娄［125］。名字还有很多很多，他狠狠下了决心：一定要下功夫看书。
他是那年暮春时节开始下功夫看书的。他又重读了他在中学时代就深受其益的豪斯曼［126］的诗集，不过也另外读了里尔克［127］、布莱克［128］、斯蒂芬·史彭德［129］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到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专业，专攻英语了。暑假里每到下午他也不大上湖滨去玩了，把莎莉·坦德克她们，把接她班的姑娘，常常撂在脑后。晚上他就埋头写短篇小说。
他的小说写得固然非常幼稚，但是这个时期他专心致志，劲头十足，结果倒也小有成绩。回校以后，在秋季征文比赛中他的作品就登上了一个文学刊物，他看着自己初登文坛就受到这样大的注意，瞪大了眼睛看得如痴如醉，不过总算也没有闹出很大的笑话来。
变化，开始是缓慢的，但是过不多久他就大变了。他什么书都要看，在福格［130］往往一流连就是好半天，星期五下午还常去音乐会听交响乐。杂志社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老古董家具和老古董版本散发着撩人遐思的美妙气息，空啤酒罐还残留着一股麦芽味儿，他把这些都当成养料来吸收。入了春，他常常徜徉在坎布里奇绿上枝头的大街上，要不就漫步于查尔士河边，或伫立在宿舍门前，于闲谈中不知不觉迎来了黄昏：优游自得，情调绝美。
他曾几次偕同一二友人，特地跑到斯可莱广场［131］去痛饮一醉。不大自然地厮混在破衣帮里，硬是把一个个小酒吧、小饭馆全部逛遍了才罢。
这算是一种实习吧，今后好到三号路［132］上去找下等酒店玩儿。
地上吐了一大堆，他们高兴。他们是入了“会”［133］的大学生，跟电影明星都还一起跳过舞呢。但是人的心情往往变幻无定。带上了几分醉意以后，他们心头就会涌起暮春的黄昏的那种不无惬意的哀愁，一方面深感时光不知不觉流逝之可恨，一方面却又怀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一种美滋滋的心情。
天哪，你瞧瞧这些人吧——侯恩说——你说人有兽性生活的一面，叫你说对了。
这有什么可怪的呢？——他的朋友说——他们是一个贪得的社会的副产品，是些渣滓而已，是施本格勒［134］那个“世界之城”里的脓疮。
詹森，你吹牛了，你懂什么贪得的社会，这该我来教给你。告诉你，那根本扯不到一块儿，你完全是乱吹一气。
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冒牌货，是寄生虫，是暖房里的花朵。咱们应该出去参加社会上的运动。
怎么？——侯恩说——你来跟我讲政治了？
我才不爱讲政治呢，政治是胡扯淡，这世上的一切全是胡扯淡。说着手臂在空中猛力一挥。
侯恩手掌托着下巴。等到我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去做个“天外小仙”，不，不是去搞同性恋那一套，而是好好儿地、正正派派地去搞起个村社来，大家就住在绿茵地上，男女都有。到那时就再也不会感到无聊了，不管男的女的，在那里都会一样觉得带劲儿。
詹森的脑袋渐渐耷拉了下来。老兄，来“入伙”吧。
谢谢，我不干。我才不爱你们那一套呢，只晓得刻板地干那话儿，有啥意思。你知道，咱们美国人的毛病就在于连男女相好都不会，生活一点也不艺术化，知识分子个个在心底深处有个白璧德［135］。哎，还是我那个主意好，我那个主意妙。你就免开尊口了吧，詹森。
咱们的神经都有问题。
这话倒是真的。
一时酒酣耳热，兴高采烈。他们只觉得自己有眼光，有识见，一百个看不惯，只觉得身外的世界一片污浊，唯有自己才看得一目了然。在两人的心头交流的，无非是对现实的厌倦、富贵生活中的忧郁，以及自身世界观的流露。
不过也并非总能如此。侯恩常常想起自己是个冒牌货，所以有时也就不止是说几句刻薄话、添几段淡淡的哀愁、自怨自艾求一点安慰而已。有时他还觉得应该采取些行动。
为此他思考了整整一个夏天，还同父亲吵了一架。
你听我说，罗伯特，我真不明白你这些工会什么的屁话是从哪里捡来的。你认为他们并不是一帮暴徒，你认为我养着这帮工人倒反而叫他们生活愈来愈困难（老天爷有眼，我帮助他们渡过了多少困难，年年到圣诞节还给他们送礼呢），你有你的看法也就算了呗，可你何必来管我的闲事呢，你不看看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呵。
我不想来管你的闲事，可你不会明白“家长作风”有多么可恶。
你说的字眼儿深奥，我是不会明白，不过我觉得，饭来张口的人吃完了反咬一口也不算什么能耐。
那好，今后也就不用你再费心了。
好啦，别说啦。
吵了又求，求了再吵，经过几度反复以后，他终于提早回到了学校里，在乔治亚餐厅找了个洗碟子的活儿，开学以后还是照样干。调解的活动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三年来妈妈第一次来到了波士顿，后来双方终于勉强达成了停战共识。他有时候写封信回家，但是决不收受家里的一分钱，三年级这一年他干得可是够辛苦的：在学校里募集杂志订户，向新同学推销洗衣作坊的包月券，到了周末打些零工，不洗碟子的话就在饭馆里跑跑堂。这些活儿他哪样也不爱，不过他发现自己已经起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力量的源泉。他从此就再也没有认真起过向父母要钱的念头。
一年熬下来，他觉得自己老练了，坚强了，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许爸爸的倔强劲儿也遗传给我了吧。一个人最贴心的感受、起主导作用的心理，往往是很难解释的。他在真空中生活了十八年，腻味了年轻人那一套典型的、独特的向往和追求，来到了大学这个新的天地，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他花了两年工夫汲取滋养，脱去外壳，伸出触角。内心，也起了一种连自己都始终摸不清楚的变化。跟父亲无意中发生了口角，结果却发展成了造反，看来似乎是过了头，不过他知道这是客观存在的种种因素的必然结果——尽管这里边有些事情他早已连印象都没了。
老朋友都还能见到，都还挺要好，不过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使他感到留恋了。每天在饭馆里跑堂，在图书馆当差，给忙于交际的花花公子补课，忙忙碌碌之中滋长起了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吵来吵去，吵出了这些事来，每天的时间表排得紧紧的，不能不照着办。他很少到杂志社去了，有时听听课也会焦躁起来。
对曼［136］来说，“七”这个数字是意味深长的。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就度过了七年，你们还不妨回想一下，作者不惜笔墨着重写的，是其中头七天的事。书中主要人物的名姓，多半又是七个字母的：卡斯托普（Castorp）、克劳迪阿（Clavdia）、约阿希姆（Joachim），连泽滕布里尼（Settembrini）也符合这一条，因为这个姓氏的词根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就是七。
大家笔记记得飞快，恭恭敬敬照单全收。先生——侯恩却发问了——请问研究这些又有什么价值呢？恕我直说吧，这部小说我认为本身就写得浮夸可厌，这套所谓带“七”的理论，我觉得更是德国人爱指手画脚教训别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把心血来潮的一通奇想敷衍成篇，名为评论而实际不过是些形形色色的噱头，在他们也许算是艺术欣赏吧，可我听了半天却一点也欣赏不起来。
他的话在班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也挑起了一场斯文的讨论，讲课老师客客气气地最后说了几句，总算把课又讲了下去，不过侯恩的焦躁心理于此也就可见一斑了。要是在去年的话，他就怎么也不会起来说这一番话了。
他还过了个“政治蜜月”，时间只有一个月。他看了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加入了约翰·里德［137］协会，却老是跟协会里那班会员争辩不休。
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能把工团主义者说得那样坏，他们在西班牙［138］也做了些工作，做得蛮不错嘛，如果有关各方彼此不能进一步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