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 傅德华
１９７０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第二年，蔡尚思先生在第一教学楼梯形教室给我们上中国思想史课，期间，他曾向我们传授过自己的治学方法。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到有关他的治学之道，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１９７４年我留校任教后，也多次听过他给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讲座。１９８１年我毛遂自荐到资料室工作，蔡先生因研究需要，常来找我帮忙查些资料。１９９１年他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休后，壮志不已，继续从事中国古代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也少不了让我到学校图书馆为其查找资料。此时由于我与蔡老同住在第一宿舍，他的工资及信函，开始由王明根老师帮忙带给他，其后改由我送到他的府上，每次都曾得到治学方面的教诲。２００５年是南京图书馆建馆１００周年。蔡老因柳诒徵馆长特许，于１９３５年曾住读过该馆，遍读历代集文，所以该馆同仁在我陪同下，前往华东医院对其采访时，蔡老仍念念不忘这段苦读书的经历。几乎在所有上述过程中，蔡老无一不与我谈及他的治学方法。蔡老有自己一套治史治学之道，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资料找不全，不动笔。这是蔡老几十年来治学之道最突出的一点。他１９８２年因腿伤动了手术，出院后回家休养，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把太平洋书店出版的近五百万字。船山遗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摘出原始资料一大堆，并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一文，在此基础上编著了。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为蔡老此书作的 “序”中，这样写道：“在数以百计的研究王船山思想的著作中，蔡尚思同志所著的。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别人往往只是看过船山著作的一部分，遽尔发为议论，而此书作者则是把将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分类摘出原始资料后，才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写成这部书的 ；二是别人读船山的书都只取其一面，随意发挥，所以所作评价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正确，而此书作者由于全面掌握了体现在船山全部著作中的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以就能做到正确地阐述船山思想的整个体系，既指出其进步的精华的一面，也指出其落后的糟粕的一面，作出既是全面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正“是由于本书具有这两个特点，所以本书不仅是王船山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典范，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典范。不把一个古人的著作全部读完而轻率地作出评价，甚至取我所需，抓住它的一点，任意作片面宣传，这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相当普遍的一种通病。蔡尚思同志的这部书，矫正了此种不正之风，无疑是值得广大学术思想研究工作者学习的。这”是谭老对蔡老力求将资料搜集完整，否则就不动笔治学之道所作的最好的评价。
其二，自得其得而不得人之得。蔡尚思先生在学术界取得一定地位后，当回眸几十年学术生涯所走过的道路时，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的治学之道，首要在于多读书。”“读书就是要讲一个 ‘苦’字，就是要苦读。每”每与人谈及读书的话题，他总是要列举１９３４年曾在素以藏书闳富著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日夜苦读，下狠心按照该馆的。图书总目，系统地读完它的 “集部 ”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就达二百多万字。
１９３５年８月的一天，蔡老曾同破例准许其 “住馆读书 ”的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讨论中国各个时代读书最多的人的问题，蔡先生说，据他所知，春秋时代是孔子，战国时代是庄子，西汉时代是司马迁，东汉时代是郑玄，南宋时代是朱熹，清初是黄宗羲，清中叶是钱大昕，一个超过一个。然后，他请问柳先生，这是否合乎事实 ？柳先生答道：
你“说得不错，我还补充一下：古来学者，最多读的书是经部书，有的最多读的是史部书 ”，不过 “像你这样住在大图书馆按照我馆编出来的。图书总目。集部五大册，一部一部地翻阅下去 …既前无古人，后也恐怕难有来者了 ”。蔡先生马上说：“柳先生太夸奖了，实不敢当 ！”柳先生还是摇摇头说：“我说的是老实话，怎么是夸奖呢 ？”蔡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过：“他 （指柳诒徵 ）对我遍读历代文集的一段话，正好用来做我住馆读书的总结。”遍“读历代文集，真所谓此中 ‘自有乐趣 ’，‘妙不可言 ’。”自从上世纪３０年代离开南京国学图书馆后已有五六十年，他还经常自恨没有第二次住大图书馆读书的机会了。蔡老之所以念念不忘这段经历，是因为他就是从历代文集的那 “一大堆资料 ”中，一点一滴地写作。中国思想史通论。书稿的。
不过蔡老读书从不迷信和轻信原始资料，他一再强调 “读书更贵创新，书而不呆 ”，“生平最牢记袁枚说的著书立说最忌 ‘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坚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前进 ”，只“讲唯民，不唯旧传统和各种迷信 ”，以自己的眼光去看书、著书，从不人云亦云，并请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将袁枚的话与王国维、梁启超的话，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寓所二楼客房内，以此不断激励自己。
其三，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蔡尚思先生除采用上述 “竭泽而渔”式搜集资料的读书治学方法外，还结合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现身说法，传授他的治学经验。为此，他于１９８３年在。高教战线。第八期上，发表了。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一文。“六个要不得 ”是指 “小足式的做学问 ”、“瞎子式的做学问 ”、“顶峰式的做学问 ”、 市“面行情式的做学问 ”、“隐恶扬善式的做学问 ”和“述而不作式的做学问 ”。蔡先生在具体解释上述 “六个要不得 ”时这样写道：“在民国时代，妇女的足有小足 （即缠足）、放足 （缠后再补 ）与天足的不同，我们做学问，也可作如是观。”“小足式的做学问 ”，是指做学问缺乏博大的基础和孤立地研究问题。“瞎子式的做学问 ”，即是对只知间接读书而不直接读书者一味盲从的形象化的比喻，说到底就是不要迷信权威学者。所谓“顶峰式的做学问 ”，蔡老认为，高峰再高也有顶点，人们做学问却没有顶点，也不应该有什么顶点。“市面行情式的做学问 ”，系指做学问的投机取巧，迎合迁就的一种风气。“隐恶扬善式的做学问 ”，系指做学问、写史书、当新闻记者的报喜不报忧。不要 “述而不作式的做学问 ”，即后人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必须是有批判地继承，而在继承之后还必须有新的创造与增益，亦即应当 “述而又作 ”，在述古的基础上有所创作，代代人人如此，才有进化史、发展史可言。
其四，终难毕业，永葆青春。蔡尚思先生是目前曾经受过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三位大师直接教诲和赞誉的唯一健在学者。他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总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他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并非一帆风顺，亦曾备尝艰辛，但他自始至终以自勉诗 “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 ”之句，激励自己。
１９６８年，当他经过３０多年一点一滴写成的。中国思想史通论。书稿于 “文化大革命 ”中被多次抄家遗失后，在痛心疾首之余，又经过２０年的回忆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三书，若加上３０年代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即可成为。中国思想史通论。原稿的主要部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些书再加上。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王船山思想体系。、。周易思想要论。和。蔡尚思自传。等，是最能反映蔡老生平学术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蔡老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已长达半个世纪。但直至８０余岁，他自认为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还只是起步，远没有毕业，而且认为 “永远不会毕业 ”。并寄希望和相信后辈后人承先启后，后来居上。
蔡老曾将其一生学术生涯，治学之道，总结为下列四句话：从苦中来，唯民是尊，终难毕业，永葆青春。
蔡先生从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来的上述四点治学之道，正如金冲及先生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蔡尚思全集。前言中概括的那样，他同蔡先生接触中的感受最难忘的有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然而 “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 ”。金先生接着指出，浮躁和趋时 “这两点还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 ”。蔡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
蔡老的上述治学之道，对我个人在学术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１９８１年我到资料室工作时，资料室在王明根老师带领下，正在酝酿编纂一部前人不曾编过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作为本书的副主编，我曾与大家一起放弃一个又一个寒暑假双休日，从１２００种书目报刊资料和２５００种论文集中寻找从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成名的１８０００余人的传记资料，共计８０００余条，经过８年艰苦的努力，此书终于在１９９０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１９９２年全国首届社科情报优秀成果三等奖。这就是受了蔡先生说的：“读书就是要讲的一个 ‘苦’字，搞科研编书也一样，贵‘在创新 ’，‘书而不呆 ’。著书编索引时，应该尽可能将资料收得完整些。”
我在经过参与主编的第一本大型的工具书之后，接着又参与汪熙主编、由本人作副主编的。１５０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一书的编纂工作。此书比之前一本书不仅收编时限长，即从１８２３年至１９９０年，而且跨度大，涉及中、美、日三国语言的专门资料。除此之外，三种语言要互译成两种中英文字 ；日文要求更高，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英文。资料翻译工作完成后，还要对近８０００条资料中的每条内容进行分类编排为２０个大题，６１个子目。后输入电脑，打印校勘，查考核实，统一体例。这一过程历时１０个春夏秋冬，最终在２００５年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向百年校庆献礼的百本书之一。这正符合蔡先生说的 “高峰再高也有顶点 ”，做学问却没有顶点，也不应该有什么顶点。如果编完一本工具书就沾沾自喜，不想再有所作为了，这与蔡老的治学之道是不相符的。
２００５年由复旦亚洲研究中心立项的由本人独立从事的。日本统治朝鲜时期的汉籍出版品研究。一书，在资料搜集，文字处理，版本校勘，书目流传，作者考订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许多难点有待分析与探讨。其难度是前两本书不能比拟的。此时我已快到退休年龄，正高职称也已解决，夫人及亲属朋友，都不希望我从事这一项目，认为难度太大，非一日之功。但想到蔡先生的 “终难毕业，永葆青春 ”，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 ”的誓言，最后还是将项目接下来，现已完成了近５０万字的资料搜集校对工作，已在核心刊物。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上发表了。日本统治朝鲜汉籍出版品研究 ———以高丽学校中央图书馆 （１９８２ ）汉籍目录为例，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
本人从１９８１年在。历史研究。上刊载 “盛宣怀档案中关于 ‘东南互保 ’资料 ”，迄至２００６年，共发表论文４０余篇，出版编著五部，参与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１—５编），出席国内外学术讨论会５０余次，所有这些成果无不与这２０多年来同蔡先生接触过程中，受他上述治学之道的影响有关。借此机会，我要向蔡先生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本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与蔡先生 “生平共著专书二十多种，文章三百多篇 ”，还相差甚远，故仍需继续努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