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0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
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
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
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
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
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