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平工作”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他文思敏捷，又富演讲天分，深得孙中山重用。1910年3月，为激励革命志士，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写下《慷慨篇》，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句一时传诵，深得热血青年共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他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后，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逃往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9·18”事变后，再次与蒋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此时，人们对战局的形势有3种看法：（1）、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2）、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3）、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
2.“低调俱乐部”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行政机关迁至武汉。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疗伤回国，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媚日“反共”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
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其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几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敌人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一再问李“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
此时，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3.秘密媾和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1)内蒙成立自治政府；(2)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3)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4)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5)共同反共；(6)减低日货关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军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1)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2)承认满洲国；(3)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1938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辞。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一个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解放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使我们后来得以知道那段历史。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这一年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周佛海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见不到他，不知底细十分焦急。7月22日前3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但是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4.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公里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