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工作岗位从事妇联工作后，对妇女运动发展史有了更全面更详尽的了解，对农村妇女特别是女童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受。当时的情况是只要家庭条件许可，一般可保证女孩上完小学，其中一部分还可以完成初中以上学业。一旦家庭遭遇变故，如父母一方重病、死伤或离异，第一个失辍学的一定是女童。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尽量协调，采取学校减免一点，村里年终的困难补助照顾一点，找老师或亲戚朋友担保学费欠一点，多方支援帮助女童入学。也碰到过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后，跟在爷爷奶奶后面，到乡里村里要书读的。有时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乡里财政紧张，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村干部几年拿不到工资的也很普遍。有时实在看不过去，乡村干部就当场自己掏钱给她凑点。所以，每年给我们乡里很少的一点“春蕾计划”帮扶资金，我总是第一时间送到最需要救助的女童家里。“春蕾计划”，我们在参与。
最让我感动的是1998年，江西省财政厅挂点帮扶我所在的上饶县郑坊乡第三年，在前两年帮扶郑坊乡完成校舍、配套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基础上，这一年全厅副处级以上领导每人结对帮扶一个困难家庭女童。正月初三全厅副处级以上领导来到我乡，除了捐赠彩电、VCD、书籍、体育器材、学习用品外，还与结对帮扶的女童代表交流、合影。乡党委书记扬林也当场决定，乡党政班子成员每人结对帮扶一个贫困女童，中层干部自愿结对帮扶一个，同时每个干部捐书三本以上，在全乡掀起了捐资助学的热潮。“春蕾计划”，我们正行动。
规模最大的捐资助学行动是教育“两基”验收年。为了确保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全县干部职工按一定的标准捐资，同时接受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所得资金由县里统筹管理，统一发放，确保所有适龄女童入学，女童入学率高达98%以上。“春蕾计划”，全社会来支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农村首先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女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根本性的保障。但“春蕾计划”还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还有许多家庭困难的女童因客观原因无法安心学习，无法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她们还非常需要得到社会的救助，需要“春蕾计划”送来的雨露阳光。
我一直在想：“春蕾计划”是全社会一次又一次的爱心接力。也许“春蕾计划”对每一个救助对象的帮扶是微小的、短暂的，也许我们只是帮助某一个女童多认了几个字，多识了几个数，多接受了几年教育，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而又长久的。“春蕾计划”在培养农村女性人才、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以及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公益品牌。
作为一名基层妇女干部，我常常以能为妇女儿童事业做些实事好事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因为我对妇女发展事业爱得如此深沉。
2009年8月16日
“我保证”
到一个乡镇工作后，和女同胞们聊天时，听说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新婚之夜，激情过后，身为上海知青的新娘，也许是感慨飘零的人生终于有了归宿，也许是少女献出童贞之后，对托付终身爱人的亲密爱恋，新娘看着英俊帅气正闭眼欲睡的新郎，情不自禁地抬起手腕，轻轻抚摸新郎的脸庞。谁知新郎翻身而起，一个巴掌落在新娘的脸上，责骂道：“老古话，男人的头，女人的腰，那是随便能碰的吗？”过后别人再问起这件事，这位新郎还是一脸严肃地回答：“这是原则问题！”
不久，我就认识了她，一个四十不到的上海女人，在信用社上班，性格热情开朗，早已经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一个读小学，一个读中学。上海知青落实返城政策时，她把返城指标让给初中刚毕业的大儿子，户口迁到上海后就立即安排了工作。那位曾经的新郎，她现在的丈夫，是本地人，和她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具体做信贷业务。
一天傍晚，她用自己的右手托着左手，左手肿着，贴着膏药，脸上带着青紫的淤痕，边哭边走进我的房间。我惊讶地询问她的手怎么了？她哭诉起来：“都是我那个天不休的老公，一点事没顺到他的意，就动手打人。哎哟呦，我这只手都不能动了，可能要废了！”
夫妻之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打人就是不对的，更何况打得这么严重，还是有工作单位的人。我答应第二天先找他们的主任沟通一下，再去找她老公做做工作。
主任也是新调来的。我去时主任说听到这件事后，已经批评过她老公了，同时马上派人把她老公叫了上来。她老公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地笑着，态度很是谦和，不等我们开口就主动认错。为了让我们相信他，还向主任要了信纸，当场写下了保证书。知错能改就好，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夫妻幸福家庭和睦。所以我先肯定了他认错的态度，再批评了他几句，最后告诫他今后坚决不能再打老婆。“不打了！再也不打了！我保证！”他一边点头一边退出了门外。
又一天傍晚，我有事往信用社门口经过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大门口伤心地哭泣。我赶紧走过去，询问原因。她边哭边诉：“还不是我那个天不休的老公，我刚泡了一杯茶要喝，他坐在电视机前也说要喝茶，我马上把只喝了一小口的茶杯端给他先喝，他接过杯子对着我的脸就泼过来，好在我躲得快，没烫着。怪我把喝过的茶给他喝，不尊重他，就狠狠地打骂我。你看，这里，这里，这里，都是他打的。唉唉——，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看着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淤痕，我感觉很心疼也很生气：“他上一次写过保证书，保证再也不打你的，怎么说话不算数！”“保证书？你等等！”她进去，一会儿拿出一叠大小不一的纸片给我：“你看看，这些都是他写下的保证书。可保证书有什么用啊！”
我瞪着手上这一大叠纸片直发愣：大张的是信纸、白纸、某一种空白单据的背面，小的是便笺、中学生的作文本、小学生的数学本上撕下的单页，最小的一张是撕开“牡丹牌”红色香烟壳后整理出雪白的反面。每张纸最上面一律写着三个字：保证书。正文部分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格式都是一样的，第一段是“因为……原因打了人，这是不对的”，第二段是“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打老婆……”落款时间跨越了好几个“五年计划”，我和主任看着他写下的那张保证书也夹杂在里面，林林总总的一共有二三十张，有些纸上的字写得认真整洁，看得出当时态度端正，有些写得浮皮潦草，明显马虎应付了事。难以想象在这一叠保证书后面，她承受了多少拳打脚踢，忍吞了多少女人的无奈和辛酸。
“当年上海知青落实政策，你不是可以回上海的吗？怎么没有回去呢？”
“自己一大把年纪了，回去又有什么意思？上海虽然还有亲人，但那座城市对我来说已经陌生，落户上海的机会让给儿子更有意义。我在这里有孩子有工作有家庭，再怎么折腾，家庭最终还是女人的归宿。”
日子还是一样地过去。工作调动，人事变迁，许多的人和事只在记忆中留下一个片段。生命就像一次旅行，在这个站台上我们有幸相遇相伴，同行一程，下一个站台，也许我们就各奔前程，独闯天涯。
终于又看见她时，她的一家早搬进了县城。她说马上要退休了，在家帮着老二带孙子，也就是烧饭洗衣服；上海的那个孙子很大了，不用她管。她还是那么热情开朗，邀我有空上她家坐坐。
也在街上碰到过她的老公，还是眯眯笑着，很谦和地打着招呼。不知道他现在还要不要写保证书，或许他早已经按照保证做好了吧！？
2010年12月13日
你在他乡还好吗？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镇里负责妇联工作。
一天傍晚，我正准备下楼去食堂吃饭，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到我的门前。只见她头发散乱、鼻青脸肿、嘴角残留着已经干涸的血痕，衣裤也明显在地上滚打过。
问发生了什么事？回答老公打她。吃过饭没有？没吃，也吃不下！我把她带到食堂，给她盛了碗饭，夹了点菜，放在她面前。她没吃，也没说什么，只让我先吃饭。
回到房间，才跟我讲起事情原委：
因为老公经常打她，几年前，她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人出门打工，做保姆养活自己。过几年就六十岁了，她想女人终归还是要回家的，而且她还有三个儿子，回家才是最后的归宿。可是刚回来，老公不仅不让她进家门，还抓住她的头发毒打，这些伤都是他打的。
出门前的那次打架，也是因为不让她回家，她在邻居家里住了三天，最后要求分回自己的水田、口粮和棉被而被毒打才出走的。平时吵架打架最多的原因是，他只顾自己舒服享受，不管家庭大事、家人死活，而她却坚持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实现家庭的富裕发展。
“就比如说建新楼房的事，是我坚持着建起来的。我有三个儿子要有房成家啊！家里建房能不叫他做些事吗？可他说建房害他受累了，手上没钱花！为这事不知打了我多少次。两个儿媳妇是我四处筹钱娶进门的，我还得把把握握存点钱替老三娶媳妇，谁知她们只顾自己的小家，全不管老三的事！还和着有力气会帮他们干点农活的我老公一路，一起骂我。”她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我给村支书打电话了解情况，村支书说：“她家的事，村里、镇里干部起码上门调解过十多次，根本没用，去你那之前，她来找过我，我去调解过，她老公坚决不让她回家，说敢回来就要打死她。她老公除了懒点，其他事也没什么特别不好，就打老婆这事，谁也劝不到，她自己比较能干，一心想给家里办点大事业，希望老公能多出力干活，但碰到这种懒的老公你就没办法，实在办不成事那就别办算了，她的脾气也是倔了些。”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我问坐在对面的她。“让我回家！保证不要再打我！”“可是这两点目前看来都很难啊！要不我和派出所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制止他打人。因为法律有规定，对严重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报警的，公安部门应该予以受理。”
所长很负责地安排两名干警，具体接待我们，详细了解情况。她要求：“最好就是叫他保证以后不要再打我！”干警答应第二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去一趟她家，做做工作。
第二天下午，一名干警告诉我，今天在街上值勤时，看到她家二儿子，叫他回家转告他爸爸，不能再打老婆了，打老婆也是犯法的，打得严重了，公安是可以干预的。于是，我劝她晚上先回家看看情况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