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宣称东欧各地已垂下“铁幕”。1947年冬天，冷战如火如荼地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坚定盟友苏联，业已变成危险的存在，成为一个罕为世人理解的敌人。斯坦贝克在本书中开宗明义就说：“报纸上，有关俄罗斯的消息每天不下数千言”，但他也接着说道，“有些事一直没人写，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事”。他和同行的摄影家卡帕的探索，行将发现“伟大的另一面”、“俄罗斯民众的私生活”。1948年所出版的俄罗斯人生活记录《俄罗斯纪行》，只是“如实记录、写下所见所闻，不加评论，不对我们不充分了解的事妄下结论”，堪称是斯坦贝克和卡帕最质朴的作品。
从很多方面来看，写市井小民如乡野村夫、俄克拉何马移民、二战军人、墨西哥农民，正是斯坦贝克二十年间表现相当出色的一环。《俄罗斯纪行》诚然没有《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史诗般的情怀，但仍具有该书的同情和人道特质。的确，《俄罗斯纪行》的过人之处即是，这本书跟当时出版的俄罗斯纪事大不相同，注入和充溢斯坦贝克最独特的作风：对劳动群众表达同情和理解；以记者手眼捕捉翔实细节；“非目的论”地只记录眼见事实；最后赋予讽喻幽默，则是当代许多到过苏联批准地点的沉甸甸游记所没有的。斯坦贝克和卡帕这本书只是他们自称的“不是俄罗斯故事，而是一则单纯的俄罗斯纪事”，称不上是最博学多闻或包罗最广的战后俄罗斯专书。
其实，卡帕和斯坦贝克合作纯属机缘巧合。两人在1943年初会于伦敦，1947年3月在纽约重续前缘，准备尽快前往俄罗斯，不意5月14日这一天斯坦贝克狠狠地从住家窗口跌下，摔伤膝盖，花了好几星期休养（不过，膝伤仍为俄罗斯之行带来许多麻烦）。卡帕和斯坦贝克独立不羁，两人其实都不是对合作探险特别在意。早在1936年时，作家约翰·奥哈拉过访太平洋丛林市（Pacific Grove），急于一晤斯坦贝克，并与他合作将新近出版的《相持》（In Dubious Battle）改编搬上舞台，当时斯坦贝克就曾表示：“我很喜欢他和他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处甚欢……我不相信合作。”话虽如此，合作却是水到渠成，斯坦贝克发起或投入的联合计划不一而足，有些卓然有成，如1940年和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李克茨（Edward Ricketts）前往柯提兹海〔（1941年出版《柯提兹海》（Sea of Cortez）〕，有些则是无疾而终，如与奥哈拉之间的合作即是。斯坦贝克尤其心仪视觉艺术家、电影制片和摄影家。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他携手，堪称他与别的媒体艺术家合作最称心愉快的一次。
把人类的苦难与生机凝结成一帧帧著名战争照片的卡帕，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有着斯坦贝克般的悲天悯人和求知欲，也具有斯坦贝克的蓬勃生气、宽容和人道精神特质。诚如立传者李察·惠伦（Richard Whelan）所指出的，卡帕形成于叛逆少年时的政治哲学与斯坦贝克相若：“民主、平等、和平、半集体主义、亲劳工、反权威和反法西斯，极为重视人性尊严和个人权利”。卡帕在1931年被迫离开布达佩斯之后，半生流亡，浪迹天涯，见证大小战祸，偶尔为《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拍照，始终是在非常之中偏重于平凡事。惠伦说，卡帕拍人物不拍事件，相机对准的是“事件的边缘……探讨极端压迫下的人”。
这两位名家1947年四十天苏联之行，与斯坦贝克1940年和李克茨的柯提兹海之行一样，都是一次求知探险。与前一次李克茨和斯坦贝克之旅一样，卡帕跟斯坦贝克此行也是“要一见我们两眼所能适应的一切，深思玩味，从见闻思考中建立典型模仿的被观察实体结构”。如果说《柯提兹海》融“传统科学”与经验法于一炉，本游记所选择的叙述法则是单一镜头：“我们会尽量如实记录，写下所见所闻，不加评论，不对我们不充分了解的事妄下结论。”这是一本纪行和摄影小品。他们为本书所选的结构，亦即《俄罗斯纪行》的主要隐喻，就是把苏联当成一幅裱框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