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下旬的一天，艾伦·蓓薇正准备出门，恰巧迎面碰上房东太太，她对艾伦·蓓薇说了自己刚刚听到的一条消息，“听说德国已经对苏联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消息让艾伦·蓓薇心里不禁颤抖不止，这么说自己的祖国已经被纳粹的铁蹄踏人了？
艾伦·蓓薇稳了稳心绪，她不能让房东太太看出来自己的慌乱与愤怒，因为她现在的身份是英国人，苏联与她毫无关系。等房东太太走进屋后，她连忙跑到街上，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果然，德国进攻苏联的新闻赫然于纸上。她拿着报纸悄悄地坐在一个咖啡馆的角落里，边看边禁不住流下眼泪。那是她的祖国，她很久没回去了，难道再回去的时候，就是敌人的地盘了吗？
艾伦·蓓薇咬了咬牙，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这边的情报工作，为了让可恶的战争早日结束，她愿意作一切努力与奉献。林克赶到咖啡馆的时候，她已经抹掉了眼泪，他们立刻切入正题，将手里的情报和信息进行了交换。分手的时候，两人互相叮嘱对方要多加注意，因为他们知道，上海租界的气氛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巡捕们的突然造访事件时有发生，好在艾伦·蓓薇持有英国护照，暂时还没有太大危险。但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坚持从事秘密活动，无疑会有更高的难度。不过艾伦·蓓薇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还是努力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回国内。
1942年12月8日，日军海军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预示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直接引起了极其强大的冲击波，就连东方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也被波及。从此，上海租界不再是外国冒险家和中国有钱人的乐园，那里的歌舞升平已经被蒙了上阴郁的灰色，谁也不能忽视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在租界里张贴通告，严格限制租界内居民的各种“越轨行动”。在通告里的一系列禁令中，有一项对艾伦·蓓薇相当不利，那就是明令禁止租界内的所有人，以任何名义使用无线电台与外界联系，如果有违犯者，一经查出，即以战时间谍罪送交驻上海的宪兵队特设军事法庭审理。
艾伦·蓓薇面对这样的形势真是欲哭无泪，但她知道此时必须沉着应对，否则越是慌乱越会做错事情。她及时向上级汇报了这种情况，为了将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的程度，上级指示她尽量减少无线电联络的次数和时间，又为她设计了几套在突发情况下实施的应急方案。
同时，上级还指示林克与艾伦·蓓薇要假扮成情侣，以谈情说爱作为行动的掩护，并且让林克帮助艾伦·蓓薇在她住的房子里找到一个放置电台的绝佳隐蔽地点。当一切应对措施都尽可能地布置好后，艾伦·蓓薇多少松了一口气，她和林克都清楚，所有的设定只是相对和暂时的，因为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很多突发事件无法预测。但只要现在严格按照既定的程序，便可以较顺利地将情报传递出去，艾伦·蓓薇在发电报的时候，努力地将电文大大压缩，这样可以节省传递时间，减少敌人截获的可能性。
即使这样，她也还是落入了敌人的视线，一张早已向她张开的无形大网，正在她身后悄无声息地逼近，并越收越紧。艾伦·蓓薇不会知道，早在一年前，上海宪兵队的无线电侦听电台就注意到了她的存在，他们的专家已经将她的电台编了序号，而且对她发报的时间、指法特点和使用的波长等都了如指掌，还作了详细的记录进行备案。
艾伦·蓓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着自己的秘密情报工作。l943年10月的一个深夜，她又像往常一样，从衣柜的壁板后面取出电台，轻轻打开卧室的小窗，架设好天线，调好发报机，很快就与上级顺利地接通了信号。她迅速地将白天林克交给她的两份不长的情报发了出去，可就在发出第二份密电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
这敲门声让艾伦·蓓薇不禁大惊失色，她几乎立刻意识到了将要发生什么，看来最担心的终究躲不掉，该面对也必然要面对。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她飞快地撕碎了密码，迅速地扔到厕所里冲走，再把电台藏回衣柜的隔板中。这时敲门声越来越大，好像要将门砸开一样。艾伦·蓓薇环顾了一下屋子后，才走到门边，故作镇定地问：“是谁？”对方回答是宪兵队，让她立刻打开门。艾伦·蓓薇坚持让他们把房东太太找来，不然她一个女人不能在深夜里给别人随便开门。
宪兵队找来了房东太太，艾伦·蓓薇只好把门打开，其实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她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她冷冷地看着宪兵们在她的屋子来回搜索。果然，他们在衣柜后面的壁板里搜出了电台。一名宪兵恶狠狠地问她，“小姐，这怎么解释？”
艾伦·蓓薇耸了耸肩，“我只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玩电台，这样的爱好从前没有人干涉。如果不是你们下令禁止无线电的使用，我也不会将它藏在衣柜后面。”
宪兵怎么会轻易相信她的话，他们朝她逼近一步，“别装了，美丽的小姐，快告诉我们密码在哪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没有什么密码，一个随随便便的业余爱好还会设置什么密码吗？”艾伦·蓓薇坚持道。
宪兵队看到在这里一时也问不出什么，决定将她立刻带回去审讯，这才是她真正苦难历程的开始。
一名略懂英语的军官先来审问艾伦·蓓薇，他生硬地问：“是谁派你到上海从事间谍活动的？在上海你又和谁取得联系？”艾伦·蓓薇按照事先编好的理由沉着回答：“我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间谍活动，我不是间谍。”
日本人冷笑道：“你不要抵赖了，所有的抵赖都是无用的，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从事反日间谍活动的所有证据。聪明的话，你应该积极地与我们合作，我们也不会为难你一个女人的。但是如果你不配合，恐怕免不了要吃大苦头。”
艾伦·蓓薇心里很清楚，自己如此的态度一定会招来酷刑。但是有什么办法，既然被捕了，吃苦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当初从事情报工作前，上校问过她愿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做间谍，她的回答那么肯定那么清晰，现在死也要坚持下去。想想自己的祖国正处于纳粹分子的跌蹄践踏下，很多人在牺牲和付出，她同样也不应该畏惧。
看到一时间在艾伦·蓓薇口中问不出什么，日本人便将她带到了一问密室，那里面有各种刑具。艾伦·蓓薇默默地闭上眼睛，决定用沉默来对抗所有的刑罚。在这里，她几乎将生下来从未遭受的折磨都尝遍了。人对疼痛的承受力也是有限度的，她在宪兵的严刑拷打中昏死过去，但狠心的日本人端来了一盆冷水将她浇醒。接着再次用刑，然后再泼冷水。一次又一次，艾伦·蓓薇忍受着刻骨的疼痛，却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坚决不会讲出任何她知道的事情。她的直觉猜测，目前日本人还不知道她来自苏联，虽然他们认定她是间谍，但除了查到无线电台外，其他具体的事情可能一概不知。她当然不能供出林克，更不能说出是苏联的雷恰戈夫上校派她来的。
白天用刑，晚上宪兵们睡觉去了，艾伦·蓓薇则被扔进一问大牢房里。这里关押的大都是中国犯人，她们跟她很友好，并对她充满同情。每次她被提审回来，狱友总会把悄悄留下来的食物送到她嘴边，让她多少吃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抵抗力，挺过不知何日结束的残酷折磨。
艾伦·蓓薇顽强地撑过一关又一关，艰难地活了下来。显然日本人并不愿意轻易放过这个已经盯了一年多的线索。看到来硬的不行，他们又改变了策略，搞起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软攻势。
还是那个懂点英语的日本军官在审讯室里等着艾伦·蓓薇，这次他没有立刻给她用刑，而是倒了两杯香槟酒，把其中的一杯放到了艾伦·蓓薇面前的桌子上。他端着酒杯喝了两口，酝酿出了很伤感的情绪，“这真是一场无聊的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你也一定在上大学吧？其实战争开始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学的是英文专业，被分配在外交部。如果没有开战，我或许会到英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去当外交官。但是战争毁灭了我的梦想，我被派到这个鬼地方，来做这种不文明的事情。”说到这里，他还长长地叹了口气。
艾伦·蓓薇不动声色地听着，她当然明白这个人在耍花招。果然，他接着说：“我到中国是出于无奈，可是你，一个年轻的英国小姐为什么会来这里呢？而且还要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这多么不值得。如果你能够交出密码，告诉我们在上海的联系人是谁，我保证会让你平安地活下去，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
日本军官说完这番话后满怀期待地看着艾伦·蓓薇，他知道自己此时的态度非常诚恳，说不定真的会打动她。但他的如意算盘真的打错了，艾伦·蓓薇面无表情地打破了始终保持的沉默，她再次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我已经说过，我只是个普通的无线电爱好者，根本不知道你所说的密码和联系人。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语毕她再次倔犟地陷入沉默，日本军官愤怒地将她又一次交到了审讯室，残酷的严刑拷打继续上演。
1942年12月20日，在上海的日本军事法庭审理了“英国公民艾伦·蓓薇”的间谍案。即使她没有任何招供和表示，但还是被判处了六年的有期徒刑。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艾伦·蓓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在法警的搀扶下勉强撑起虚弱的身体默然离开。好在她没有在狱中被关满六年，两年半以后，日本战败投降，她被及时解救出来。同年，她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艾伦·蓓薇，一位苏联女人，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毅然选择了危险的间谍道路，她为自己祖国的情报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经受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非人折磨，用最执著坚韧的品格让人们深深地铭记。
约瑟芬·芭特勒
她是一个十分全面的女人，聪明机智，能跑善跳，而且学过击剑和柔道，做过跳高运动员和网球选手。她的专业是医学，却没有成为医学家，因为战争的爆发，她成为了二战时期著名的女间谍。
这位叫约瑟芬·芭特勒的女间谍是被丘吉尔亲自挑选出来，并且直接听命于首相的。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法国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因此必须伪装成各种身份巧妙地打入德军内部。
芭特勒曾经50多次被空投到法国，并成功地获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为了学会从飞机上跃降，她甚至摔掉了门牙，摔破了鼻子。她身处德国兵的眼皮底下，也许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内心的慌乱。那次惊险异常的“奥斯汀行动”，是在敌人的控制区内绑架一个大活人，并成功地运回了英国，而其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芭特勒不算是情色女间谍，但绝对是最勇敢最优秀的间谍，她为盟军所作的贡献，令人赞颂；她所走过的道路，完全可以称得上一部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