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国主义的真与伪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有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
西方哲学家罗素亦有如此地惊叹：“自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却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
导致古老中国持续地坚忍地进化，今天能硕果仅存于世，原因有很多，比如：
所处的地理位置影响，农耕文明，守土为安，精耕细作，不喜迁徙，叶落归根为佳。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任何外来思想观念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的社会结构以家庭、家族为蓝本，家庭为先，祖先崇拜，尊重祖先胜过尊重神灵，只要看看百家姓氏的列祖列宗，没有不热衷于修谱、制定家训的，其恒定的精神内涵代代相传。
在世界上的众多语言中，汉语是描述亲戚关系词汇最详细的语言，“国家”这个词汇只有中国才有，“国家”这个词汇，也正说明中国人把国看成放大了的家。中国人要求“国家”的“父母官”为“子民”提供相对平等和周到的服务，也愿意赋予政府为此所需的较大权力。
统一文字，汉字属表意文字，虽然方言说起来千差百异，但写起来都一样，潜移默化中拉紧了人与人的联系，不断地深化着民族的认同感。
特别为后人推崇的大一统观念，它有利于遏制不休的战乱，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延续，有利于减少国家管理成本，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应对外敌和灾害，等等。
“爱国”两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战国策·西周策》里论及“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中也提到“亲民如子，爱国如家”……
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度，爱国主义传统主要源于大一统观念。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清王朝的覆灭，“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传承下来，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个“国”，其实就是皇帝。皇帝作为真命天子，王权天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以“朕”为圆点，以“朕的意志”为半径，在广袤的大地上作圆，所圈定之处，无不与“朕”同质同性。开疆辟土，规划朝政，统领群臣，压榨百姓，聚敛民财，直至思想钳制。
如同古埃及建造的金字塔，基座很是阔大，内里设有很多密室，什么玩艺儿都可以装进去；外部层层叠叠向上，全力托起的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塔尖。传统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密室里所珍藏的宝物之一吧。至今被人们顶礼膜拜的楚大夫屈原，是爱国，还是忠君？即使是两者合一，恐怕也算是忠君在先。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有这样一段诗，其大意有名家翻译如下：“夏桀和商纣是多么狂乱啊，只想走捷径，抄小路，结果使自己走向困境。那些营私结党的人，是这样苟且偷安，他们一步步走向死胡同而不思反省。难道我担心自己会遭受灾祸？不，我担心的是楚国的车驾将要覆倾！急匆匆，我为王朝的复兴前后奔波，希望跟上前代明王的脚印。君主啊，你不能体察我的一片衷情，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大发雷霆。我明明知道，直谏忠言会招灾惹祸，但我怎么能看着祖国沉沦！我敢手指苍天让它给我作证，我对你完全是一片忠心！”
屈原是个例子，荆轲、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也一样而因此青史留名，千古不朽。
我们不难发现，皇权社会历史传统上的伟大爱国者，几乎都诞生于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一方面是外部入侵势力的狼烟铁蹄，干戈交响，一方面是帝国内部的祸起萧墙，大厦将倾。
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庙堂江湖的各派势力，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发动起朝野上下的各种力量，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爱国主义的“名”，掩饰着忠君的“实”，成为了惊魂甫定的帝国大难不死的一剂安神定魂汤。
这种与朝代兴盛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一旦变成主流意识，就给力地维护着帝国皇权的统治合法性、财富控制权和话语控制权。其危害显而易见：对国家的热爱，实质上变成了对君王的忠诚，对长久不衰的专制的忠诚；而君主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民间的向心力，以此维护金字塔式的专制统治。
将古代爱国主义当作明日黄花质疑的，并非从今人开始。上个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为唤醒民众的觉悟，纷纷对“爱国主义”作了新的诠释。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陈独秀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区别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爱国的不同方式：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文中更有激烈之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章士钊评论说：“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一些读者也在来信中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但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即发生转变。连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的梁启超，也开始自我忏悔，“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当局共患难的惨痛教训：
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邃其私也。（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第5期）
陈独秀先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在20世纪初以来的“新民”思潮的思路上，他总是鬼出电入，北斗高悬。发表在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的文章《我之爱国主义》，他劈头就说，古来所谓“爱国者”，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并强调，“今世爱国之说，与古不同”。陈独秀认识和界定“现代爱国主义”，主要是从“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角度去立论的，在此基础上，他区别了“古代爱国主义”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伪爱国主义”。并呼吁国民，从“古代爱国主义”更新为“现代爱国主义”，同时警惕“以国家名义”存在的“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的“假爱国主义”。仔细考察五四先贤们对“现代爱国主义”的诠释，不难发现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感情基于理性。
爱国主义是国民对国家的一种深厚的认同感情，基于这种认同感，自觉为国家利益服务。但是，现代爱国主义不是任凭感情的冲动，而不去理性地分析国家的性质、政府的组成与政策的好坏；现代爱国主义是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感情认同和行为付出。如陈独秀说，“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先生特别提醒要高度警惕没有理性做基础的、所谓个个打了公鸡血似的“爱国主义”，他说，“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爱国主义行为若失去理性驾御，则可能失去人性，成为罪恶的渊薮。”“群众的心理如果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其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
西方亦有一句名言与此互证，即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二是爱国与政府与执政者无关。
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章士钊先生为陈独秀辩护时所说的一段话：“本律师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
其结论，正中肯綮，落地有声——
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令后人倍感遗憾的是，被五四先贤们锻造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粹，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彪炳山河。当饱经动荡与忧患的20世纪中国，到世纪之末反思和批判极左政治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时候，人们发现，“爱国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常常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各种政治天气下，可以穿上各色衣裳。
在阶级斗争与计划经济的年代，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口中，特别是在报刊与教科书上，“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常常是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反帝反修”，以及全力应对突发灾难。在维护民族荣誉、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以及在面对巨大内忧外患的时刻，中国民众自发地站在一起，毫无保留地袒露炽热的爱国情怀，甚至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但人们所认定的爱国主义，必然抹上一层意识形态色彩，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爱国举动后面，即便当事人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操持者却总带有精心策划的印记。当然亦有一直提倡爱祖国的美丽山川，爱祖国的悠久文化，爱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爱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爱执政党和拥戴某一级政府及官员等等。而在大地上满是“假想敌”与天上满是各式“大跃进”的气球之间，同胞之间的相亲相爱与相互扶持，对民族传统的承传与光大，对国土和家园的珍视与爱惜，遵守和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等，却少有涵盖，或根本抵牾。
改革开放伊始，如同近代以来国人独特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直接来源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作为一个长期落后、百废待兴的国家，尤其需要爱国主义来激发每个公民振兴中华、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时候，奇迹般地出现了中国女排。当时，国内的电视机还不算普及，但从煌煌大都，到偏远县城，几乎每台电视机都将频道锁定在有女排比赛的直播上。电视屏幕前，往往挤着一家甚至是几家人。更多的人，守在收音机前收听赛事直播。当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最后一个球，在日本大阪落地时，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女排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当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许多高校，莘莘学子们撕开自己的被单充作火把在校园里游行，人们纵情高歌，彻夜欢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中国女排从日本凯旋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在机场迎接。郎平、梁艳、孙晋芳、张蓉芳等女排姑娘的名字，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响亮的名字。
“女排精神”，成为激励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这30多年里，如是激动人心的场景还有：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抵制台湾岛上以及西藏、新疆境内的少数分裂势力，四川省汶川地区的抗震救灾……无不成为一个时代永恒的记忆。
在此期间，与过去人人精神紧扎如粽子似的岁月相比，你可以说“爱国主义”获得了极大的丰满，有作家诗情画意道：“祖国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祖国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祖国是中餐菜，是茅台酒，是龙井茶；祖国是《梁祝》的传说，是《西厢》的剧情，是《西游》的神话；祖国是春节，是端午，是中秋；是兰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是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你我他”……
站在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开放的天空下，你可以说“爱国主义”远欠丰满。
在今天，爱国主义不应当只是停留在一种口号和情绪的阶段，仅靠历史与文化的遗产来获得认同，抑或靠狭隘民族主义的自我激励来维系，是难有生命力的。爱国主义的现代生命力，在于它拥有中国与世界新型关系接轨的现代理性和新的价值内涵，是一套稳定、可延续的、为民族共同体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恰恰对于一个健康的国度所必须建立的合理社会框架，国家内部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等等，似乎现在尚不在诸多国人“爱国主义”法眼的审视之下。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泥足大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当下世界诸多国家债务缠身的背景下，中国一些领导人出访常被对方看作“施主”驾临，给予隆重接待。世界各国也积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已然变成倍受全球瞩目的大国，心态自然有所变化，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一方面，席丰履厚，圆颅方趾，似乎可傲视万邦。解放军原副总长熊光楷上将在一篇《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的文章里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有些同志开始过高估计和渲染我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认为中国已强大到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了，我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应该进行调整；少数人甚至主张‘持剑经商’‘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结果是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国家安全形象的误解。”（《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2月21日）
在当今道德缺失的社会图景里，“爱国”在不少国人的价值观中，已成唯一的道德，以爱国的名义，便犹如挂上了特权车的牌照，可以在公共生活的大道上横冲直撞。
将“爱国主义”视如唯一的共同价值，便难以划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俨然政府就等同于国家。有些人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名，光天化日之下去侵犯民众的私权利：比如随时强拆你的居住，肆意收你的税费，恶意克扣你的薪水，压制你的合法权益。
将“爱国主义”视如唯一的共同价值，并将这一意识推至极致，便可能排除人类共同价值，不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