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多次强调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成长还需要有效的劳动者收入政策。要走上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中国社会群体收入差异很大，很分化。正如上面所讨论过的，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方法并没有见效。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杀富济贫”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为失败，也不是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杀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进行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比如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力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因为获取了过度的利润而暴富，成为消费过度的一个群体。但是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最低消费甚至严重不足，遑论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就自然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
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什么？表明这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但中国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但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内部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更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和穷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和富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也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而政府亦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更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也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造就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这方面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方之间，力量就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举措。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但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总体经济发展，更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但因为欧美大多是科技产品，在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富人，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较之人民币升值，提高劳动者收入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且更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考虑着如何通过剥削劳动者而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优质民主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革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保持繁荣稳定，并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5．简短的结论
就政治改革来说，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什么、怎么改缺少基本的共识。不过，这个局面不会太长久，因为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给政治改革造就很大的推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政治改革实际上要回答“中国政治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要的就是要回答“中国政治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就需要人们不仅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模式作深刻的认识，而且也要思考现代政治模式是如何继承传统模式，又如何转型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谈论得很少，但正如这里所讨论的，很多政治实践已经指向这样一个大趋势，即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式政党体系。这个大趋势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精神，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从开放性来考虑中国政治的未来及其走向这个思路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深层的政治思考。
如果说政治的开放性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主要特点，那么有效的政治开放必须和国家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忽视方方面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化并不能导向人们期待中的民主政治。相反，很有可能导致一种人们应当加以努力避免的政治局面，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所展示的。“改革三步走”想说明的是民主政治不可避免，但要追求人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就必须跳出简单的民主政治思维。民主政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产物，而民主政治本身并非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方式。要追求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中国仍然有巨大的空间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在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建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深化经济制度建设，又要为未来的政治改革作制度准备。在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社会制度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如果中国在未来某一个阶段能够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制度性的突破，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制度，建设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不仅仅能够避免人们所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够跳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低度民主陷阱”，从而成为一个民主、富强和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