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全国震动，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抗日，正义浪潮汹涌澎湃，行动最激烈的是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四处串联，组织10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抗日救亡大会，组成南下请愿团，沪宁两地学生遥相呼应，集合于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官员拒不接见，学生愤怒异常，捣毁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拍案大怒：“这还得了！”指使弹压。又召见《中央日报》头目，指令发表文章抨击学生的行动。《中央日报》果然发表文章，诬蔑学生的救亡运动是制造内乱。学生更加愤怒。北大学生到南京组织几万人示威游行。南京城内冲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手持警棍，一边鸣枪一边冲向游行队伍，举棍就打，几十名学生顿时头破血流，又有大批学生被架上警车拉走，遭逮捕的学生达185名。
便衣侦得北大还将有大批学生南下入京。蒋介石急令张学良强行阻止，张学良托词推过，不加阻拦，气得蒋介石大骂娘稀匹。
12月17日，北平、天津、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代表三万多人在南京组织大游行，走到珍珠桥时，大批军警到来，突然向学生开枪，子弹横飞，可怜无辜正义的热血青年，顿时死亡三十多人，更有百余人受伤。政府做出如此血腥勾当后，还发表文告，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越轨”，军警残杀学生则是“自卫手段”、“正当处置”，还颁布紧急法令，称：“凡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政府至此已民心大失，不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成了反政府者，连当兵的也有不听指挥的了。12月，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总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朱德、毛泽东非常重视这路起义军队，指示他们进驻瑞金的九堡、云田进行整编。毛泽东还亲自为起义部队上政治课，讲时事政治，讲红军宗旨、任务、纪律等。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红十三、十四、十五军。它后来成为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红军主力部队。
蒋介石原提出用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施行独裁统治。蒋曾在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生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
蒋介石在分析比较这三种主义之后，亮出底牌，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并说这样可以消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
国民会议接受了蒋氏意见，并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巩固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独裁统治，倒行逆施，促使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民众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涨，蒋成了众矢之的。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
广州国民政府对蒋电作出反应，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蒋介石即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然后派比较超然的蔡元培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
陈铭枢向蒋介石建议释放胡汉民。蒋知若不放胡，粤方代表不会北上，故被迫答应。次日，陈铭枢去见胡汉民，讲了粤中情况，并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交给他，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
接着，蒋介石在张静江的陪同下去会见胡汉民。蒋对胡说：
“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胡汉民于当天下午去了上海，结束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幽居生活。同时，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沪，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
粤方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等百余人的代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
蒋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阎锡山包租了1架日本的小飞机从大连回到大同，不久重返太原，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冯玉祥来到南京担任训练总监。
汪精卫等到沪后，立即会见胡汉民。汪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
“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
胡汉民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话。然后胡、汪、孙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
1931年10月27日，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进行，和平会议正式开张，先后开了7次会议，于11月7日收摊。会议自始起，宁粤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
“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
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
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李宗仁、陈济棠惟恐在沪代表退让，要求在沪代表“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
蒋介石采用以拉为攻，分化粤方。他派宋子文、陈立夫、吴铁城、程沧波、吴开先等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进行分化阴谋，暗中进行拉汪活动。
汪精卫、胡汉民本有矛盾，汪在找不到托身之所时，遇到了广州非常会议的机会，跑去参加，坐了第一把交椅。他态度坚决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但是，陈济棠亲胡拒汪，他欢迎汪个人带些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大将陈公博等人加入。汪精卫把这种做法叫作“去皮存骨”，对陈济棠很不满。宋子文便暗中拉汪，对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头一起要。”
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顾孟余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
宋子文又给了汪精卫一笔钱。这样，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一次，汪派高级干部在汪家集会，张发奎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
汪精卫大怒，痛斥张发奎说：“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胡说。”
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
宁粤和谈，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11月7日，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由蔡元培、张继、吴铁城回南京汇报会谈结果，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汇报。
上海和会草草收场，陈济棠对和谈结果极不满意，尤其对协议的“广州政府即取消”更不情愿，加上以往对汪派不满，乃向回粤汇报代表提出质问，以“为什么没有实现请蒋下野”为由，指斥汪等出卖了非常会议。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个国民党“四大”。
粤方于11月18日召开了“四大”，会议一开始，便指控和谈代表“越权妥协”，并作出决定：“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主持会议的孙科因受到攻击，无法控制会场，一气之下与汪派委员共百余人退出大会，去了香港。粤“四大”于是停顿。事情闹成这样，李宗仁担心不好收场，赶紧出面周旋，迭电在沪之汪、胡，敦请两公迅即返粤，出席、指导会议。
汪接电后拒绝南下，胡则在李等催促下，于11月27日抵粤，粤“四大”得胡主持，继续进行。去港的汪派人士百余人则应汪秘召，去了上海。
12月5日，粤“四大”闭幕。胡汉民在闭幕词中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于11月12日到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大会通过了35个决议案。蒋介石作了《闭幕词》，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蒋介石乃一介武夫，他发表演讲作报告，其讲稿皆不出自他手，执笔人是陈布雷，理论指导是戴季陶。
12月7日，汪精卫假法租界世界共和厅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只开了一天。汪精卫作报告说：“上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满意，但在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要以退让为精神，大家一致来共赴国难。粤四大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的精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翻。”
大会选出了10个中央委员，史称为“大世界中委”。
三个国民党“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他约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等人分别谈话，将以退为攻的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于右任任主席，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赴京。12月22日到29日，国民党四届全会在南京召开，宁、粤、沪三方中委均出席。然而作为各方领袖的蒋、汪、胡却都避不照面。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会上通过了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专职主席，实行三驾马车制，即设常委3名，分别以蒋、汪、胡担任。会议还通过了粤“四大”所提关于设立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之提案。孙科在《闭幕词》中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通电取消。然而，会上产生的孙科内阁本是蒋、汪、胡三方矛盾斗争的产物。自新内阁筹备之日起，蒋就筹划好了它的垮台。
蒋介石深知孙科的为人。胡汉民曾有形容孙科的一段话：
“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发，有时三种同发。”
蒋介石为了给孙科施加压力，便在一中全会开幕后，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也纷纷辞职，一走了之。江浙财阀，拒绝为新政府提供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部内科以上职员发薪3个月，来了个集体散伙，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孙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1个月就达1600万元。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
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上台后为赢得民心，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奉化蒋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几乎炮轰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
蒋介石临走前，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为甘宁青宣慰使。这些人全以急行军速度就职，死死控制了局面，天老爷的话也不听，就听蒋介石的话。
孙科本是个没有肩膀之人，内政、外交的窘境更使他一筹莫展，于是向报界抱怨：“以前五院对国府主席负责，现在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行政院须完全听命中政会，而三常委迄今未来，行政院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盼望造成健全舆论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
孙科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孙科政府就要夭亡了。孙科要撂挑子，急坏了一中全会后逗留在沪的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李宗仁、陈铭枢等为支持孙科，扬言要对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孙科也以“充实中枢，否则还政于民”为名，召集李宗仁、陈铭枢、冯玉祥、李济深等密谈，决定在蒋、汪、胡未入京前，设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1月13日，孙科、陈铭枢、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等在沪中委联袂进京。14日，在京召开第三次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正式酝酿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推出特委会委员。
李宗仁等人的活动，使在奉化窥测动向的蒋介石感到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看来更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便再行坐视、延宕，蒋在李等联袂进京之日，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
蒋在离宁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服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在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蒋介石在杭州写信给汪精卫。那汪精卫则因被陈济棠逐出广州，正欲投蒋，于是连夜赴杭与蒋密谈竟夜，双方达成交易。同时，蒋、汪致电胡汉民，请他北上，“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
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拒绝北上。
张继、张静江由南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密谈。
次日，蒋介石派自备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
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宴毕即在另室密谈。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会后，蒋、汪分别向报界表示，为赞助政府当局，当近日内共同进京。
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宴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之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蒋介石下野之后，黄埔一期岁数第一，有“曾大哥”之称的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一帮人吃晚饭，大家一边吃，一边讨论的还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吃正谈之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时在西北带兵的胡宗南到奉化去看蒋介石，路过南京，闻知这些人在“浣花菜馆”聚餐，知是必有所谋，自动前来参加，大家于是请他提一下意见。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胡宗南干脆利落，立即就推举了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大家无异议，他说完就退席了。于是贺衷寒等人便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
蒋、汪在杭州晤面的消息传到广州，胡汉民愤慨之余乃于19日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并决定依恃两广实力派与蒋、汪抗争到底。而李宗仁等则因蒋、汪回返中枢，特务委员会无疾而终，深知尚无力量左右大局，也不再在沪逗留，采取坚决拥胡立场，返回两广，继续西南割据，与蒋作长期对垒。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
不幸，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演出了“一·二八”事变来。
上海打起来，南京下关的日舰也轰然开了炮，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迁都洛阳。
几天之后，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蒋介石很高兴，觉得汪精卫还算识趣，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
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蒋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紧接着，又任命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公博为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从而达到了“蒋汪联合主党”的协议，蒋、汪二人成为中央的主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