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屋知名家，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
——（东汉）王充《论衡》
明清两代，山西境内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北方深宅大院，建筑古朴，风格浑厚，气势凝重，装饰精美。现存的明清山西宅院，主要分布在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阳泉，晋北的保德、大同，晋西北的临县、方山，晋东南的阳城、沁水，晋南的襄汾、洪洞、曲沃等十几个县市。除了一些士大夫家的宅院外，这个时期修建最多的是商家宅院，因此形成了明清山西宅院以商家宅院为主、官家宅院为辅的大格局。山西的这些古宅老院，保留了有关明清社会制度和地方民俗文化的大量原始资料，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几百年来中国北方商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舍，最大限度地运用了民族建筑手法以及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装饰功能，成为了解认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地方习俗、人文精神、建筑艺术以及明清代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实物。
人类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住宅都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
人类从远古走来，从择木而栖转为穴居，再从洞穴中的生存转为构建适宜生存的砖瓦房屋，本身就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与天斗、与地斗创造的一部文明历史。《韩非子·五蠹》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在大多数历史、建筑专家学者们看来，“巢”就是中国最早的楼房，“穴”则是中原地区窑洞的前身。《孟子·滕文公》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人因地制宜选择构建自己的住所，在地势低洼和潮湿的地方，援木构巢；在干燥的高原台地，掘土为穴。巢穴因此成为人类最古老的睡眠休养之地。
两三千年前，华夏九州之地，不论尊卑贵贱，人们的居处统统称为宫室。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经·系辞下》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野处是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经过成千上百年人类的进化运动，到了距今将近三千年的春秋时期，宫室建筑才有了一定之规。这是一个尊崇祖先的宗法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卿大夫们，都在不断地建筑宗庙，修建宫殿，订制礼仪，约束繁多。鲁文公（前626—前608）扩建宫殿时，想要拆毁大夫孟文子和郈敬子的宅第，引来不少非议甚至是抵制，最后不了了之。孟文子对鲁文公的命令拒不执行，他对前来传令的官员说：“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车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君议王者以建政，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来命易臣之署与其车服……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车服，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闻命。”鲁国大夫孟文子认为，自家的住宅和衙署都是君王所赐，先人所建，拆毁宅署有辱先君之命，所以不便遵令。衙署、车服、宅第都是为政权服务的，是职务的象征，是地位的象征，不能轻易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地方官员的住宅和衙署是合二为一的。同样，鲁文公要拆毁大夫郈敬子的宅第，得到的也是这样的答复。郈敬子说他的先人惠伯受命于司里，久居此宅，一年四季为君王操劳，为国家忙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久，拆毁宅署有违礼制，不便遵行。这两件事情在《国语·鲁语上》有详细的记载。大道衰微，礼崩乐坏，在上位者失去权威，在下位者各行其是。当时有人自营居室，这是更加大胆的举动，《国语·晋语八》载：晋国赵文子筑室，“斫其椽而砻之”，当地老者张姓人晓之以利害：“天子之室，斫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侯砻之，大夫斫之，士首之。备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坚决阻止赵文子私建房舍的行为。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没有君王的命令，官员不得私建宅第，而且所建屋舍不符合礼制也会遭到谴责。
西周以来，士大夫们依礼而建的居舍，成为中国最古老的民居建筑样板。当时士大夫们的理想居所是前堂后室，三进四院，从此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宅院建筑的基本格局。《礼记·礼器》载：“礼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之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里的堂高，其实是指房基的高度，筑台以示对有身份者的尊敬，不高则不能尽显主人的身份地位。《礼记·郊特牲》言：“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礼制中明确规定，天子之堂最高，诸侯次之，大夫士人再次之，而且还明确规定，天子接见诸侯的时候不必下堂，假如天子下堂接见诸侯，那就是天子有违礼仪。等级分明、制度严格的建筑物，对维护封建礼仪制度的作用显而易见。《尚书·大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天子堂广九雉，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是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方丈为堵，三堵为雉，一雉大约相当于后来一间标准房舍的宽度，约一丈之宽。到了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烽烟四起，征伐不停，兼并不已，各路诸侯纷纷“高台榭，美宫室”，对周初订立的宫室堂舍之规，弃之一边，既不像从前那般严格遵制，也不如从前那般建筑风格只讲求简约古朴，说到底也是时势使然。
秦汉以来，等级制度愈演愈烈，“宫室”成了帝王居处的专用词，“第宅”则专指王公贵族们的住所。汉代明确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且门当大道之住宅可称“第”，食禄不满万户且出入里门的只能称“宅”，而普通士大夫和民人的住宅一律称为“舍”，居室建筑的大小、颜色、用料、式样，也都有一定之规。从建筑名称、建筑规模方面对不同等级的人进行了规定，到后来演变出民居建筑中一整套建筑等级制度，即不同等级的人进不同等级的门，不同等级的人住不同等级的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都城以南的渭南开始修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竖五丈之旗，阿房宫以其雄伟壮观、气势磅礴而留名千古，及至秦朝灭亡，西楚霸王项羽为了表示与秦王朝不共戴天，纵火焚烧了这座象征封建帝王威权的大殿，可见建筑的兴衰与政权的强弱更迭关系最为密切。现存的阿房宫夯土台基，高7米，长约1000米。长安城西南部的汉代未央宫，是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丞相萧何负责修建的，刘邦看到周回28里、殿堂门阙廊榭亭阁一应俱全的壮丽宫殿，责怪萧丞相过于奢华，萧何坦然回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从统治人民的出发点考虑，萧何认为帝王宫室不仅要与民人百姓的居室有差别，还要与文武百官的宅第形成非常明显的等级制度，富丽堂皇的宫殿才能显示王者的霸气和风范，显示帝王应有的尊严和威权。于是，刘邦听从了萧何的计策，从栎阳迁都长安，长安从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成为古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都城。未央宫的前殿，东西50丈，进深15丈，高35丈，疏龙首山为殿台，不假板筑，已经高出长安城。《三辅黄图》载：“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壁珰；雕楹玉碣，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碱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前殿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壮丽无比，气势非凡。汉武帝时，疆域扩展，国力强盛，对未央宫大事装修，温室殿里，椒泥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金玉辉映。建筑是地位的象征，是统治的需要，宫殿和皇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秦汉以后，每逢改朝换代，为政者都把兴建宫殿作为头等大事。
秦王李世民平定隋朝东都（江苏扬州）后，入观隋氏宫室，感叹前朝“罄人力以逞奢侈”，蒲州官员薛收乘势献策：“峻宇雕墙，殷辛以灭；土阶茅栋，唐尧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饰，汉后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土崩瓦解，取讥后代，良以奢虐所致。”薛收的话，得到李世民的首肯，然而，像李世民一样的明君历史上并不多有。奢华富丽的建筑物，随着朝代的更迭兴替或建或毁。唐代中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修建宅第蔚然成风。藩王安禄山的旧宅原在道政坊间，唐玄宗认为宅子隘陋，遂在亲仁坊选择宽爽之地，出内库之银，为安禄山起宅造屋。《禄山事迹》载：“敕所司穷其华丽，不限功力财物，堂皇院宇，重复窈窕，周匝诰曲，户牖交疏，高台临池，苑若天造，帷帷幔幕，充牣其中。”由内库出银为亲信的宠臣建造屋舍，是皇帝的特权，也是人臣的光荣。玄宗皇帝一生喜好声色，晚年生活益趋骄奢，天宝三载（744）纳杨太真为贵妃。为了满足贵妃的奢欲，敕杨家姊妹兄弟5人修建了华丽的宅第，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极尽奢靡。房舍是身份的象征，是财富的象征，高门敞房最直接地体现着主人身份的高贵和地位的显赫。
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北宋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写下了《洛阳名园记》，记录了唐代洛阳城里19座名园的建筑历史和规模布局，最后李格非写下了关于名园建筑的一篇美文，点出之所以作名园记的意图。李格非在《书〈洛阳名园记〉后》提到：“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太平盛世达官显贵追求舒适奢华的生活，穷奢极欲，及时行乐，兴工动土，营造宅邸。及至唐末，公侯纷争，天下大乱，庭园残败，花木凋零，往日一个个有清塘竹韵相衬的亭台楼阁，在战火中化为焦土，化为灰烬。李格非指责那些得到朝廷重用和赏赐的达官显贵，放纵私欲，不把治国理政大事放在心上，只考虑隐退之后在自己营造的宅院里安享清福，殊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洛阳城里往日的豪宅，伴随唐王朝的灭亡而消失殆尽，没有一处能够幸免。
现存的最古老建筑物都是砖石建筑而成的，但并不意味着砖石建筑物的产生早于木构建筑物，情况恰恰相反，木构建筑物早于砖石建筑物的出现。森林树木作为建造房屋的原材料，那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生活的宝贵物质财富。之所以人类最早的木构建筑物没有保留下来，是由于木材易燃易腐，没有砖石建筑物保留时间久之缘故。今天我们看到的好多古代砖石建筑物的屋顶没有保存下来，就是因为这些屋顶大多是木材框架的缘故。而且不少建筑经过几百年的风化或是自然灾害，也只能剩下一块块基石、一根根石柱，就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的宫殿，今天也只剩下了不多的石柱、石础和基石。木结构建筑在人力、物力和时间上比砖石建筑节省得多，实用性更强一些。现存的古代南北民居建筑，都以明清时期为样板。一则明清两朝距今最远的也只有600多年；二则民居建筑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极致，无论是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建筑工艺；三是烧制工艺和技术在明代日臻完善，建筑材料和品种有更多选择，使得居住建筑更趋合理。
时光的流逝，让多少华丽的建筑自然塌毁；战乱频仍，有多少豪宅遭到毁灭！明清宅院，也是迄今为止保存年代最久的民居建筑。今天幸存的几十处明清山西宅院群，从数目上说或许不及当年一二，但它们的存在，实实在在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诸多痕迹。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崇祯七年（1634）河南荥阳的十三家七十二营领导人集会上，确定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战略，兵分五路，主动出击。主力高迎祥、张献忠一路，东征安徽，连拔固始、霍邱、寿州、颍州城邑，直捣明中都凤阳城。在凤阳时，起义军毁皇陵，焚寺庙，杀宦官，斩明军，仅烧毁的公私邸舍就达22e0所，可见完整保留前代的建筑是相当不易的事情。明代富商大贾齐集的平阳府城（今山西临汾），曾经是一个繁华富庶之地，当年几十万几百万两银的富户比比皆是，正如清人笔记中描述的：平阳富商，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越，购美玉于燕赵，奢侈之状江浙难比。然而，平阳府城在晚清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摧毁。清咸丰三年（1853）八月初十日，北伐太平军经过平阳府时，城里除了少量守城清兵拼死抵抗外，一些商民在官军鼓动下，拿起武器，登上城楼，负隅抵御。然而，太平军还是很快攻占了平阳府，太平军将士对当地商人与清军沆瀣一气的行为非常气愤，撤离平阳府的时候，纵火焚烧了平阳府的街市铺面，一大批富家豪宅在浓浓烟雾中化为灰烬。经过战火的摧残，经过千百年的改朝换代，能够留存至今的老宅子、老院子已经很少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