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满意指数”调查报告作者之一、欧洲幸福学说专家鲁乌特·温霍芬教授说：“拉丁美洲素来以家庭关系温馨着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节日期间的庆祝方式、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促使民众幸福感强烈。”专家们认为，许多英国人之所以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一是因为工作时间不断延长、竞争强度越来越大，让人们感到生活压力过重；二是因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群观念正在逐渐减退。
整个排名中，地中海国家马耳他成为世界上最开心的国度，其后依次为丹麦、瑞士、哥伦比亚和爱尔兰。解释同胞生活幸福原因时，马耳他驻英国外交官安娜贝尔·梅里说：“马耳他很小，所以人们的亲属关系非常紧密。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不会是孤身的人。同时，那里气候宜人，教育和社会福利都不错，贫富差距也不大，人们在街上基本看不到乞丐。”最不开心的国家是坦桑尼亚，其他排名后5位的国家分别为津巴布韦、摩尔多瓦、乌克兰和亚美尼亚。不过整体来看，虽然欧美发达国家没有在排名中拔得头筹，但它们的排名仍居前列。法国民众的生活满意指数数值近些年增加了1倍，丹麦人幸福感“增长了”5.12%。调查人员说，由于调查取的是民众测评平均值，所以如果民众幸福感差异较大，那么这个国家的名次就会受到影响。
六、人类会不会走向悲剧
（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发展观
人类还是老老实实地守望看护着生我们养我们的地球吧。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地球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地球机体各部分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健康发展的保证。人类必须痛改前非，回头是岸，把自身的发展纳入整个地球良性发展的轨道之中，才可能摆脱人类的危机和困境，真正实现自身的持续生存和幸福。
据说，人类的发展既不可能原地踏步，更不可能走回头路。原地踏步，就是重复旧时的行为；走回头路，就是逆行到初始状态。人类必须前进，前进也就是发展。“我们在这里了解了一种关于进步的方向和历史意义的观点……在其背后是这样一种宿命论学说：运动不可能停止，也不可能转向；与之抗争是徒劳无益的；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使这时钟一样的运动偏转方向。”
然而我们首先要问，何谓“发展”？
有意思的是，“发展”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这个词可能创自于翻译，其出现不会早于19世纪，此前古汉语并无此词。从思想上讲，也可证中国根本产生不出这个词。这是因为，我们一向信奉亚圣孟子的说法：“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是循环论，也契合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中王朝像走马灯似的轮换而社会却无实质性变化的实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社会的停滞不前，中国的先贤们只能抱残守缺，形不成新的历史观。
近代以来，尤其自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以来，西方的发展观清算和抛弃了自己过去的类同于中国的旧史家的循环论，认为人类史是在不断发展的，所谓发展，具有哲学的内涵，即发展不是原地打转，不是起点回到终点，而是前进。
但是，关于前进的解释，却有两大派别。一派主张渐进，强调量的增长而忽略质的变化，这一派包括庸俗进化论、实用主义等。如英国庸俗进化论代表斯宾塞认为，无论社会还是个人，其成长过程都只是量的增长，即连续性的逐渐改进。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威廉·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必然倾向于改善主义”。另一派则包括客观唯心论、辩证唯物论，认为前进是曲折的，即使像是返回起点，也属螺旋式的前进，它不仅是量变，还有质变。
渐进和改良体现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因此西方的发展观基本接纳的是这种强调量的增长的发展观，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全球卷入以资本为驱动力的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派的发展观几乎一统天下。
发展就是更大、更多、更密集、更复杂、更富有等，这就是我们所舶来的西学概念，这个概念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融入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后同样被奉为发展的圭臬。
这个充满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发展观在西方一直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其代表就是18世纪着有《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经济的持续进步，财富的无限增长。到了20世纪，这一发展观把经济增长的核心概括为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成为全世界追捧的圭臬。
西方世界引领的全球现代化，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等同于GDP的提高，却是有失偏颇的，其缺陷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地球资源的捉襟见肘以及生态灾难的频繁发生逐渐暴露了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从逻辑上讲，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意味着一旦物质财富的增长停止，发展也就停止，而人们总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不允许停止的，所以这就要求物质财富必须永远不断增长。但这可能吗？这其实是一个发疯的想法。
（二）经济增长的神话
当今世界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时代，即经济活动至上的时代。人们把现代化的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看做依赖于科技进步；由于科技可不断进步，于是相信经济也可无限增长，而所由以支撑的现代化也就能昂首挺进了。这种流行的观念实在有太多的误解。
首先，科技固然是不断进步的，但不等于能支持经济的无限增长。这里不存在对等的关系。科技是知识的扩大与技术的提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讲，是没有限制的；而经济的增长则要受到物资条件的限制，如能源、材料、环境等的限制。两者不是一回事。
其次，经济是否一定要无限增长，这本身就值得推敲。资本主义在初期的发展中，经济增长的确是关键，但到了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使本国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其经济的增长就不一定必需了，在这样的阶段如果还拼命提高经济的增长，便会催生出畸形的消费主义怪胎。这难道是健康社会所乐意追求的吗？显然不是。
最后，现代化发展并不完全要依赖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进入零增长，现代化仍然能够繁荣发展，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发展。前者只是物质财富等的量的增长，后者则还包含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质的发展。
可见，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必须打破，鼓吹这一神话的经济主义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为摆脱人民的贫困，满足人民的温饱，经济增长是必要的，有其正当性，特别是那些仍面临饥饿威胁的非洲国家，甚至更是头等大事。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不能处理好社会的公正和公平，那么在经济总体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贫富形成分化，全民的脱贫致富就会成为空话，少数暴富者还引领富裕阶层追逐效仿西方的消费主义恶习，甘当核心国家的文化附庸，败坏社会风气；不仅如此，贫富差异严重时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那种“先发展后治理”已被证明走的是得不偿失的弯路。这都说明，发展中国家不能单纯依赖经济增长，解决社会现代化必是一项系统工程。
作为发达国家，则应抵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抨击和解构扭曲人性的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将挥霍性消费改变为生存性消费，将炫耀性生存改变为健康性生存。否则，围绕资本运作的这种盲目的经济增长，追求“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各发达国家总难以摆脱迷乱的本性；这些国家为了财富的过度增长，全球范围内不惜推行自私自利的后殖民政策，以致丧失道义立场，难以肩负起挽救全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及其他自然或人为的危机的重任，这不啻是人类的悲剧。
七、“生物圈2号”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耗资近2亿美元，在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南部高原地区的图森市，建造起一座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巨型钢架玻璃建筑物，该建筑物占地1.3万平方米，大约有8层楼高，为圆顶形密封结构，人们将它称为“生物圈2号”。“生物圈2号”的名称来源于它的原始模型“生物圈1号”——地球。建造这样一个巨型建筑物的目的，是用于探测人类能否在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中生活和工作，以及如何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并为探索太空移民的可能性提供参考。
“生物圈2号”作为一个模拟地球生态环境的全封闭实验室有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海洋、沼泽和沙漠五个野生生物群落，和两个人工生物群落即集约农业区和居住区组成。它以地球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间的生态系统为样板制作而成。整个生物圈内共有4000多种生物，其中有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昆虫、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类等，植物种类有浮游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等约3000种，微生物约1000种，这些生物分别来自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北美等地。
这样一个人工生态系统内，既有高大的树木，也有矮小的灌木和草丛。各个生物群落的生境各不相同，如海洋有海滩、浅咸水湖、珊瑚礁和海水等。不同的生物群落之间，有相对独立的生态区将它们相互隔开，如热带草原和沙漠之间，有一簇簇灌木丛起到隔离作用。为了防止不同群落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其周围种植了耐性强的植物，如热带雨林周围是浓密的姜科植物，能够保护内部树种免遭侧面强光的照射，而与“海洋”相接的地方则用竹子来抵御盐分渗入。
“生物圈2号”内部尽量按照地球的自然环境进行配置，对土壤、草皮、海水、淡水等均取自外界的不同地理区域，经过一定的人工处理再加以利用。例如，实验用的海水是将运进来的海水和淡水按照适当比例配制而成的。可以说，“生物圈2号”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生境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协调的大生态系统。
“生物圈2号”中选择的动植物，主要考虑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维持，尤其注意保持动物消费者的生命保障、物种多样性和植物的可利用程度等。同时考虑到自然选择的过程，在植物种类的配置上相对多一些，有利于补偿物种可能发生的灭绝，以促进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
“生物圈2号”是一个完备的现代化超级实验室，它的指挥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计算机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它通过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传感器与计算机中心相连通，时刻对内部的变化进行记录和分析。居住区内的指挥室通过5000多个传感器，能够有效地监控如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水流量、pH值、二氧化碳浓度和土壤湿度等各种监测项目。
“生物2号圈”虽然与外界隔绝，但是通过电力传输，电信和计算机与外部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在“生物圈2号”内可以看电视，可以通过无线电通信与外界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