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时候不早了”，或“是时候了”，这里的“时候”常指较短的时间，与“时候”的本意概念不同。“时”与“候”的概念，本意并非我们常常泛指的时间。我们可以回顾《三国演义》诸葛亮对鲁肃解释何以能够借来东风的一段话：“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因为农耕必须重视具体的“五日为候，三候为气（节或气）”的短期气候变化，“气候”的概念由此而生。“时”为季节，是较长的一个阶段，因此“时候”是较长的时间概念。江南没有与二十四节气严格对应的气候，因此鲁肃被黄河流域的北方人诸葛亮上了一课，这位江南才俊连连叹服。
二十四节气
神农氏始创的四时八节，即《晋书·律历志》记载的“逮乎炎帝，分八节以始农功”。即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神农时代直至春秋战国以前沿用的八个节气，后来由齐国的管仲发展细分为二十四节气。到汉朝的《淮南子》写作时已经完善到每节气三候，精确到每候的候应以什么物候变化为标志的程度。另外还总结出与生活体验联系更紧密的“三九”“三伏”等杂节气作为补充。
北斗星不仅是辨别方向的参照，也是季节划分的重要依据，此奥秘早已为古人熟知。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亦是以北斗聚会与否来决定。如每个月日月相会一次为“节”，日月相会时北斗又来相聚为“气”，如本月北斗不来与日月相会，则节、气均不能成立，则成闰月。
十五天为一个“节气”（节或气），分为“三候”，五日为一“候”。每“候”都有其代表性的典型特征。如立春节气分三候：一候“东风解冻”，冻土开始消解；二候“蛰虫始振”，蛰伏的冬眠昆虫开始活动；三候“鱼陟负冰”，水下的鱼类开始上游到冰面之下，好像背负着冰。“候应”是气候的一种反应，乡村易于观察，掌握并用于指导农耕很实用。
由于农耕的需要，黄河流域的人们在生产中探索并掌握气候规律，使农业耕作适应气候，由此逐渐形成系统的反映气候规律的二十四节气，是为“天时”。一周年内之“天时”变化如下：
（正月）
立春：初候，东风解冻。阳和至而坚凝散也；二候，蛰虫始振。振，动也；三候，鱼陟负冰。陟，言积，升也，高也。阳气已动，鱼渐上游而近于冰也。
雨水：初候，獭祭鱼。此时鱼肥而出，故獭先祭而后食；二候，候雁北。自南而北也；三候，草木萌动，是为可耕之候。
（二月）
惊蛰：初候，桃始华。阳和发生，自此渐盛；二候，仓庚鸣。黄鹂也；三候，鹰化为鸠。鹰鸷鸟也。此时鹰化为鸠，至秋则鸠复化为鹰。
春分：初候，玄鸟至。燕来也；二候，雷乃发声。雷者阳之声，阳在阴内不得出，故奋激而为雷；三候，始电。电者阳之光，阳气微则光不见，阳盛欲达而抑于阴。其光乃发，故云始电。
（三月）
清明：初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鴽，牡丹华。鴑音如，鹌鹑属，鼠阴类。阳气盛则鼠化为鴽，阴气盛则鴽复化为鼠；三候，虹始见。虹，音洪，阴阳交会之气，纯阴纯阳则无，若云薄漏日，日穿雨影，则虹见。
谷雨：初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飞而两翼相排，农急时也；三候、戴胜降于桑，织网之鸟，一名戴鵀，降于桑以示蚕妇也，故曰女功兴而戴鵀鸣。
（四月）
立夏：初候，蝼蝈鸣。蝼蛄也，诸言蚓者非；二候，蚯蚓出。蚯蚓阴物，感阳气而出；三候，王瓜生；王瓜色赤，阳之盛也。
小满：初候，苦菜秀。火炎上而味苦，故苦菜秀；二候，靡草死。葶苈之属；三候，麦秋至。秋者，百谷成熟之期。此时麦熟，故曰麦秋。
（五月）
芒种：初候，螳螂生。俗名刀螂，说文名拒斧；二候，鹃始鸣。鹃，屠畜切，伯劳也；三候，反舌无声。百舌鸟也。
夏至：初候，鹿角解。阳兽也，得阴气而解；二候，蜩始鸣。蜩，音蜩，蝉也；三候，半夏生，药名也，阳极阴生。
（六月）
小暑：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壁；亦名促织，此时羽翼未成，故居壁；三候，鹰始挚。挚，言至。鹰感阴气，乃生杀心，学习击搏之事。
大暑：初候，腐草为萤。离明之极，故幽类化为明类；二候，土润溽暑。溽，音辱，湿也；三候，大雨时行。
（七月）
立秋：初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蝉小而青赤色者。
处暑：初候，鹰乃祭鸟。鹰，杀鸟。不敢先尝，示报本也；二候，天地始肃。清肃也，寨也；三候，禾乃登。稷为五谷之长，首熟此时。
（八月）
白露：初候，鸿雁来。自北而南也。一曰：大曰鸿，小曰雁；二候，玄鸟归；燕去也。三候，群鸟养羞。羞，粮食也。养羞以备冬月。
秋分：初候，雷始收声。雷于二月阳中发生，八月阴中收声；二候，蛰虫坯户；坯户，培益其穴中之户窍而将蛰也；三候，水始涸。国语曰：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者，角宿也。天根者，氐房之间也。见者，旦见于东方也。辰角见九月本，天根见九月末，本末相去二十一余。
（九月）
寒露：初候，鸿雁来宾。宾，客也。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盖将尽之谓；二候，雀入大水为蛤。飞者化潜，阳变阴也；三候，菊有黄花。诸花皆不言，而此独言之，以其华于阴而独盛于秋也。
霜降：初候，豺乃祭兽。孟秋鹰祭鸟，飞者形小而杀气方萌，季秋豺祭兽，走者形大而杀气乃盛也；二候，草木黄落；阳气去也；三候，蛰虫咸俯。俯，蛰伏也（十月）
立冬：初候，水始冻；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蜃，蚌属。
小雪：初候，虹藏不见，季春阳胜阴，故虹见；孟冬阴胜阳，故藏而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将；三候，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
（十一月）
大雪：初候，鹖鴠不鸣，鹖鴠，音曷旦，夜鸣求旦之鸟，亦名寒号虫，乃阴类而求阳者，兹得一阳之生，故不鸣矣；二候，虎始交。虎本阴类。感一阳而交也；三候，荔挺出。荔，一名马蔺叶似蒲而小，根可为刷。
冬至：初候，蚯蚓结。阳气未动，屈首下向，阳气已动，回首上向，故屈曲而结；二候，麋角解。阴兽也。得阳气而解；三候，水泉动。天一之阳生也。
（十二月）
小寒：初候，雁北乡。一岁之气，雁凡四候。如十二月雁北乡者，乃大雁，雁之父母也。正月候雁北者，乃小雁，雁之子也。盖先行者其大，随后者其小也；二候，鹊始巢；鹊知气至，故为来岁之巢；三候，雉雊；雊，句姤二音，雉鸣也。雉火畜，感于阳而后有声。
大寒：初候，鸡乳，鸡，水畜也，得阳气而卵育，故云乳；二候，征鸟厉疾；征鸟，鹰隼之属，杀气盛极，故猛厉迅疾而善于击也；三候，水泽腹坚。阳气未达，东风未至，故水泽正结而坚。
诸葛孔明所讲：“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即六个节气为一“时（季度）”，“四时”即四季为一岁。一岁就是一年，只是因为各朝代对“年”的称呼不同而异。唐虞之际称“载”，即每年“运载”一次粮食；夏朝称“岁”，因岁星循环一周；商朝称“祀”，因每年一次祭祀；周朝称“年”即周年，因每年粮食收获一次。
虽然上述每两个节气候应之前都注明夏历月份，实际上节气与夏历月份并不准确对应，而与现在的阳历倒是基本对应。因为土圭测影直接反映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间信息，因此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属于“阳历”而非“阴历”。尽管每个节气的“候应”还是以体验作为物候标志。我国历史上都是节气与夏历一并使用，属于“阴阳历”。直至民国初年（1912年）才正式开始使用公元纪年即阳历。
英国采用节气并用于天文台，是在1930年，而且仅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只是概念的采用。而概念的产生，五千年前的炎帝神农氏就已经完成，并颁布四时八节指导农耕，代代传承发展至将风云变幻的气候精确描述到如此境界。“神农”的称号并非册封而来，那是世代人民对其伟大贡献的崇高评价，非仰望不能说明我们对其境界的理解。
农艺大智慧
黍的播种期在三、四、五月的三个月范围内之各个“时候”都可以，适应性是很强的。其实还不止于此，黍种植最保险的时节是《齐民要术》记载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冻树者，凝霜封冻木条也。假令月三日冻树，还以月三日种黍；它皆仿此。十月冻树宜早黍，十一月冻树宜中黍，十二月冻树宜晚黍。若从十月至正月皆冻树者，早晚黍悉宜也”。如此特性优良的谷物“黍”，如何不被奉为五谷上品？
难道冬季种黍为最好吗？这只有了解我国的农耕文化，才能理解其意。
冬季气候寒冷，现代人一般不容易认为能种庄稼。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这种“冬月种谷法”却恰恰选择冬月种谷，它依据的是植物对大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农作物本来就是大自然之中的一种植物，种子落下，在土壤之中经霜冻日晒、雨雪滋润，考验和强化了它的生命力，春暖时就易于萌发，茁壮成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绝非我们凭空想象天冷会被冻死，否则一个物种仅一个冬季就已死绝，不会流传到今日。
《齐民要术》具体介绍了“冬月种谷法”。用此法种谷，不论降雨雪量多少，均有收获，还能克服冬旱等恶劣气候。后来曾受清朝官方大力推崇，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量印发“冬月种谷方”，进行推广实施。
炎帝神农氏时代烈山烧荒，解决了大山台地的垦荒问题。但这只是粗放式耕作，初期没有精耕细作与施肥，因而每隔两三年后，就要暂时抛荒这块农田，转换地方重新烈山烧荒开垦新的土地，过几年后再返回故土重新烈山烧荒耕种。这种轮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农业保障人口增多却有诸多不便。只有为农作物提供生长所需的肥料，才能根本解决不断烈山烧荒的问题。
《论衡》记载：“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齐民要术》等农书则详细记载了另一种早期的肥料育种法——神农溲种法：以斫碎的牛、马、羊、猪、麋鹿等动物骨共一斗，加雪水三斗，煮沸三次后沥去骨渣，再用此清汁浸渍附子，每斗汁浸附子五枚。五天后取出附子，再把等量的麋鹿、羊粪捣烂后，放入清汁里搅拌均匀，在晴天温暖时进行浸种，然后捞出晒干。如无动物骨，也可用煮蚕茧缫丝的水调粪浸种，附子另加。用这种溲种法处理后的种子，蝗虫不吃，耐旱高产。
1956至1958年，我国一些科研单位对“神农溲种法”作过实验验证，均认为有较好的效果。有的专家还肯定此法具有早苗、全苗、壮苗、抗旱和增产五大优点。溲种法的重要意义在于给种子包上肥料、药物的外衣。这种方法，首开古代包衣种子之先河。
“神农溲种法”又衍生出另外一项技术：“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齐民要术》记载的这种方法，是直至今日仍提倡使用的“雪藏种子”技术。
当先民开始为农作物提供肥料以后，频繁的迁移活动才能逐渐停止，先民才能完全定居下来，中华民族先民因农耕而定居，因农耕而产生对气候的精确描述与把握，对粮食作物生长条件的深入了解，最终形成初始农业时期的生产技术。羊头山、神农城因此最终固定成为炎帝神农氏族的定居地，“王者之屋”才能最终形成。这就是文献记载神农之时开始的“宫室之制”。
耕地是排水耕作法
此外，在平川盆地易积水为涝的农田，从神农时就形成了便于排涝的农田沟洫系统，田亩有垅有畎（沟），便于排涝栽培作物。沟洫的形成就是使用犁铧。“铧”字的同音就是“划”，即使用“犁”在土地“划”出沟垅即沟洫，使“垅”像一条条“土龙”，与“垄”字的字意相通。当代出土的战国时期犁铧，其外形、曲线、角度等与现在使用的犁铧完全相同，足见当时耕作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完善。
“沟洫耕作法”使土壤表面积增加，土块松散利于加速水份蒸发，垄沟便于雨水排走，本质上属于排涝耕作法，不利于干旱时保墒。沟洫出现是为解决排涝。《沟洫疆理小记》记载沟洫耕作法“贵泄也，非蓄也。备潦，非备旱也”。足见“沟洫耕作法”应该起源于古代洪水时期，大禹治水就是一个证明。
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已将犁铧送入博物馆，代之以免耕法，以适应当代世界性干旱。那么我们今日继续使用的耕作制度，也迫切需要变革为旱作耕作法，这是目前许多农村耕作还没有认识到的。
透过“大禹治水”我们首先应该解读的，是以前没有那样大的水患，后来水患增加、大水来了，庄稼难以再生产，生活条件巨变，必须治水。
《吕氏春秋》有记载：“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可见洪水来临，黄河河道龙门处尚未开通，吕梁也没有开发，因此黄河水自孟门段溢出，逆潮流而涌流，导致丘陵高阜平原都不见了，一片大水。
再看《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丘陵高地或树上都成了人民躲避洪水的地方。
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南麓的辉县孟庄龙山城遗址，洪水导致城内的低凹地有较厚的淤积层，城墙高度4米左右，但东墙内侧保存至今的高度仅1米，西墙内侧仅0.5米高，且有夯土修补的痕迹，足见为后来筑城之前受洪水冲刷的遗迹。
至今湖南省从洞庭西山到石湖湖底，大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都保留有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其中没有文化遗存。
《圣经·创世纪》第7章也有这样的记述：“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大地上。”挪亚和他的妻子乘坐方舟，在大洪水中漂流40天以后，搁浅在高山上。为探知大洪水是否退去，挪亚连续放了三次鸽子，等第三次鸽子衔回橄榄枝后，说明洪水已经退去。这都说明挪亚时的大洪水也是同样凶猛（《新旧约全书》）。亚当的伊甸园、挪亚方舟停靠的地点朱蒂山等当代考证都证明了欧洲大洪水的真实历史。
可见，欧亚大陆都同样遭遇过一段特大洪水期。尧、舜、鲧、禹都在与洪水作殊死斗争，区别只是采用不同的治水方法。因此古时人们多居住高山丘陵，而不像今天居住平川，那么上古先民居住羊头山这样的高山，由农耕而定居，产生宫室之制就容易理解了。
《淮南子》记载“修（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这是说，神农与大禹，面对不同的自然条件，认识自然，道法自然，各自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农耕与中华文明
《礼纬含文嘉》记载“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神农修德作耒耨，地应以醴泉，天应以嘉禾”。说明是天降嘉禾，地有水泉，人创耒耜。为神农因天地人合一而始创农耕，德恩浓厚如神，被人民奉为神农。这里的“德”右半边是上“直”下“心”。因造字上下结构过长，将“直”中间的“目”横写。其意为心直为德。后加“双立人”为“行”字的省写。“德”字组合的意思为心想与行动都正“直”无偏邪，德浓厚若神，故奉为神农。
《淮南子》又记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侵，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这里特别说到农耕发展，庄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随之有了“明堂之制”即房屋，特点是“有盖”即房屋有顶，“明堂”室内因有四面墙因此看不到“四方”，“风雨不能侵，寒暑不能伤”，能够遮蔽风雨寒暑，已经是本质意义上的房屋即“宫室之制”了。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和定居住房，人民居食无忧，各种手工制造业自然都发展起来，神农氏族因此空前强大，炎帝神农威望达及海内，其它氏族莫不归附，统治领域“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影响所至“莫不听从”。
商鞅的《商子》记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白虎通德论》记载“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