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获嘉禾之地
神农泉下没几步远，就是“五谷畦”。“埒（田埂）中曰畦”，畦就是积土为埂成长方形的地块。圭是畦的最初文字，可见五谷畦的名称与最初的氏族领地标志“土圭”直接相关。
《羊头山新记》记载：“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种。”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焉。五谷畦面积约在五亩以内，按周边地形，井子坪范围包括神农井在内，也大不过几十亩。再向下十几米远就是古地名“西马场”。
相传炎帝神农氏在“五谷畦”获嘉谷、亦称嘉禾。
《路史》记载：“醴泉书》断云：上党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用颁时令……《风土记》：神农城在羊头山上，下有神农泉，为神农得嘉禾处。《地形志》亦云：得嘉禾之所。”
《四州文献》记载：“神农之兴，百谷滋阜，羊头黍为律，上党禾为书。是以丹梁，似盖香露成池，因有豢龙之圃，时丹雀衔九穗禾坠其地者，帝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赤松子其著也。稻粱麦菽粒我蒸民，遂为先代饮食之人。”
乾隆《高平县志》记载：“封禅文》云：寻一茎六穗于苞，注者张铣以六穗谓嘉禾……盖嘉禾，谷也。”
《嘉禾堂记》记载：“嘉禾堂：在高平县治厅事后。金皇统三年，县境产嘉禾，县尹任致远取以名堂。”
《泽州府志》记载：“代宗大历五年十一月，泽州嘉禾生。是岁，大有年。”
“皇统三年八月，高平嘉禾生。”
“明洪武二十年，陵川嘉禾一茎三穗；二十五年，泽州嘉禾异亩同颖。”
《玉海》记载“神农因上党嘉禾八穗乃作《穗书》”。
河南嘉禾极罕见，获嘉县即以曾获得一次嘉禾而得县名。
《拾遗记》记载“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这段文献记载给我们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是丹雀。《隋志》和《山西通志》里都记载高平有丹雀，当地称作赤雀，这是高平特有的一种象征“祥瑞”的鸟类。古文献常有“赤雀降祉，玄龟效灵”“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雀绿龟，嘉瑞相寻”“赤雀苍乌，野蚕天豆，嘉禾合穗，珍木连理。神瑞休征，洪恩景福，降赐无疆”等。为此，历代帝王常专程或派官员去高平捕赤雀，捕捉数量都详细记载于宫廷档案。如：
《隋书》记载：“隋高祖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即位，是月京师庆贺。见三月辛巳，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乌，长安获白雀，各一”。
“隋文帝开皇元年二月辛巳，高平获赤雀”。
《魏书》记载：“周武帝建德六年，高平获赤雀”。
可见，丹雀为高平独有。
其次是九穗禾。一般农作物都是单穗，如小麦、谷子、高粱等，虽个别有两穗者，第二穗就很小且不饱满。唯一有一种作物是多穗，就是“黍”。黍一般多至4—5穗。偶然出现6穗就很罕见，称“嘉禾”，必须上奏朝廷，作为天降“祥瑞”，是特别吉祥的征兆，改朝换代、封禅大典、举兵灭寇等常以此为依据。神农氏获得九穗禾，更是极为罕见的嘉禾。“禾”字比“木”字上边多一笔，甲骨文可见是一株苗，比“木”字多出了穗下垂的象形字，由此标志农耕时代到来。
因此，丹雀与九穗禾都是高平及羊头山独有，炎帝神农氏获嘉禾处非高平莫属。《泽州府志》因此记载，“炎帝尝百草至羊头山得秬黍”。
“帝乃拾之，以植于田”的既然是“九穗禾”之“黍”，“黍”又有许多品种，而神农氏在此获得的是“嘉禾”，那么何种“黍”为“嘉禾”呢？
何谓嘉禾
据《广志》记载，黍的种类有牛黍，稻尾黍、秀成赤黍、大黑黍，秬黍、温屯黄黍、白黍、鸳鸯黍、白蛮黍、半夏黍、岖芒、黄燕鸽等，嘉禾必在其中。
但是，各种古文献记载互有不同，尽管有《汉·律历志》记载“以上党羊头山黍度为尺，以定黄钟”，《潞安府志》之“秬黍出羊头山，定黄钟之律，以生度量权衡”的具体记载，羊头山唐碑称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山“取黍稷之甘馨，充虚济众”，在此山似乎没有疑问。但“秬”字或是秦汉加偏旁部首归类后产生的字，之前应该为“巨黍”。那么到底哪种黍能够称为“巨黍”呢？
《秬黍说》记载：“古名上党郡，谓其地极高，与天为党，说苑谓高田，宜黍是也。”即使只考察羊头山之黍，按《隋·律历志》记载：“上党之黍有异它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志云：有黍两畔，其南阳地黍白，其北阴地黍红，因之以定黄钟”。按此说来，也有三种黍在范围之内需要区别。到底是其中哪一种，必须筛选。
据《诗经·大雅》记载，“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沈括《梦溪笔谈·药议》记载“秬、秠、穈、芑皆黍属，以色为别，丹黍谓之穈”。显然神农氏获得“诞降嘉种”、即天降之“嘉禾”，在“秬、秠、穈、芑”四种之中。既然说了四种“诞降嘉种”，记载神农氏“帝乃拾之”的到底是具体的哪一种，还必须一一区分清楚。
“秬（ju），黑黍、嘉谷”，是羊头山特有的一种“黍”。“秬”字去禾木旁就是“巨”，显然是一种籽粒较大的黍种类，黑色。
“秠（pi）”，也是黑黍的一种，即“秠亦黑黍”，特点是一稃二米。“稃”是谷粒外皮，例如小麦脱去的皮就是麸子，“稃”“麸”同音同意。因此“秠”就是黑黍中一个壳里有两颗谷粒的一种。
“穈（men）”，嘉谷的一种，“丹黍谓之穈”。禾未秀为苗，扬花为秀，秀而为禾。禾茎有赤白之分。“穈”即禾茎为红色的黍。
“芑（qi）”，嘉谷的一种，白黍谓之芑。
那么，这四种嘉谷之中，会是其中哪一种呢？《泽州府志》记载“谷之属：粟、黍，高平有红白青黑数种，黑秬黍可准钟律”。因此，红、白两种可排除。
既然以“黍”度量定尺度，“秠”一稃二米大小不等，虽属黑黍，也应排除。
筛选下来，即为黑色秬黍。
据《管子》描述：“其种大秬细秬”，即秬黍的特点一是“大”，二是“长”，并非圆形。因此累黍为尺时有横累与纵累之分。“上党秬黍，佳者纵累八十一枚，横累百枚”，即为一尺。不合此标准者“慎勿误用”。
《隋书·律历志》：“上党之黍，有异他乡……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晋朝未用羊头山之黍定律历，致“今尺长于古尺几半寸，乐府用之，律历不合；史官用之，厉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晋书》）。北宋朝廷改制大乐，初时取京郊黍定律铸钟，至钟音不准。后不得不改用羊头山黑黍（《宋史·律历志》）。至明代，朝廷制律历，仍“以羊头山黍中者……以定律尺之度”（《律尺说》）。明代皇亲贵胄、律历学家朱载堉为了研究十二平均律的基本理论，亲自跋山涉水，来高平羊头山考察，他的《乐律全书·羊头山新记》记载，“律家考黍，率曰羊头山”，即指此。
北魏《风土记》记载：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上有古城遗址。神农井：古城下六十步有二泉，左泉白，右泉清。泉侧有井，所谓神农井是也。五谷畦：神农泉下地名井子坪，有田可耕，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羊头山秬黍出此。
至此，根据多种古文献不同角度的记载，终于准确定位羊头山黑色秬黍，为炎帝神农氏自丹雀坠地得之“嘉禾”。
上品秬黍
《齐民要术》曰：“黍可以为酒”，这种酒名为“秬鬯（chang）”，是古代用郁金草酿黑黍而成的香酒，用于祭祀，鬯草就是郁金草。“鬯”字上部似容器中有酿造原料，下部是“匕”，即为“勺”的象形字。“鬯”字的字理即为容器中的原料酿造流出被承接的液体为酒，“鬯”即酒，鬯草就是酿酒用的草。《左传》曾记载“秬鬯一卣”，“卣（you）”字形是椭圆口、有盖和提梁盛酒的器具象形字，字形正是有盖与提手、容器中有物。“卣”与“有”同音同意，如同“有”字。甲骨文“有”字上为“手”字形，下“肉月”即“肉”，即手拿肉为“有”。“秬鬯一卣”之意如同“黍酒一壶”。
又如河南安阳殷墟有一片甲骨卜辞为“丁酉卜，贞：王宾文武丁，伐十人，卯六宰，□六卣，亡尤”。这是记载的丁酉日的卜辞，占卜者问：“王宾祭文武丁，杀十人，宰六头牛，香酒六壶，没有祸尤吗”？这说明国家级祭祀，确实使用秬黍酿造的香酒。
因此，祭祀用的酒以秬黍、黑黍为主酿造，而秬黍本身就是黑色，二者是秬黍的不同称呼。虽然多种粮食都可以酿酒，最早的酿酒原料却是“嘉禾”之属的秬黍，这种酒以后专门用来祭祀，显然有着炎帝神农氏“获嘉禾”的文化内涵，嘉禾也有了吉祥、祥瑞的文化意义。
周朝初期，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到唐国、即随后改称晋国的山西地区做诸侯。因田中出现“异亩同颖”，即两块田中同时出现相同的嘉谷，立即专人送往山东的平叛作战前线，以此“祥瑞”激励前线三军奋勇作战，终于取得胜利。可见古代“嘉禾”作为祥瑞征兆的巨大群体心理作用。
禾类作物未秀为苗，扬花为“秀”，秀而为禾。历史记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诞生时，正值禾类作物扬花。其父特为他取名刘秀。又因其掌纹一手为“文”，一手为“刂”，认为将来定是文武双全非一般人，造了个字“刘”以之与“劉”区别。后来刘秀果然灭了篡政的王莽，登基称帝。
“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物种类，能够得到我国古人如此崇高的评价呢？古文献多有记载。
“北方因地处高寒，不生五谷，黍早熟，故独生之”——孟子。
“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尔雅·翼》
“黍生于榆，六十日秀，秀后四十日成，黍生于巳，壮于酉，长于戌，老于亥，死于丑，恶于丙午，忌于丑寅卯”——《杂阴阳书》。
综上所述，“黍”耐旱、早熟、成熟期一百天、大暑时种植，故“黍”“暑”同音。
黍在“大暑”前后下种，随后发芽、抽穗、灌浆等生长阶段恰逢秋季，黄土高原干旱山区一年中有限的雨水恰好集中在这个阶段，有效地促进了黍的生长。待生长到一百天霜冻之前，黍已经成熟收获。有此特性，黍就可以在麦收以后补种一季黍，多收一季粮食，或作为春庄稼受灾后的补种品种，成为粮食增产与保障的最优良品种。
根据现代科学分析，“黍”对水分的利用率极高。《中国农业发展史》记载：“粟、梁、麦、玉米、大豆，粟的水分利用率最高，粱次，玉米又次，麦比粟需水多一倍，豆需水为粟三倍”。在最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即使其它农作物枯死绝收或减产，减产最少因此收获最有保障的也一定是黍。农谚“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粟”。
甲骨文里“黍”字出现极多，共发现79个。其象形为一株带有明显特征的黍禾苗与水流。可见为造字阶段使用最久者，是表明与水的特性有关的一种植物，或与能够酿酒有关。“粟”显然出现较晚，仅发现16个甲骨文字形，明显属于禾谷类苗，与“黍”字相似，或没有用以酿酒故无水的字形。
古文献常“粟”“黍”通用，《诗经》常“禾黍”并称，且黍的使用概率多于粟（谷子），汉代改称“粟麦”。粟常泛指包括黍的谷类作物，黍是其中的大黄米。
黍对水分有最高的利用率。因此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种植黍稷类作物，最易于“保证收获”。这在原始农耕初创时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的神农时代，仅靠渔猎已经难以维持氏族生存，“保证粮食收获”几乎等同于氏族的生死存亡。炎帝神农氏“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即加重植物食品的比重，减少肉食“杀生”的比重，正是渔猎游牧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
那么最能保障收获的黍，就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山西省的降雨量规律，是由晋东南向晋西北递减。上党地区为山西降雨最多的地区，这是农耕文明必然地诞生于晋东南的自然依据。祭祀的贡品之中，黍为先，桃尚且未能列入。
文献记载：“孔子先食黍，以黍为五谷之先，桃为五果之下，故舍不用耳。”可见，孔子在饮食上，把黍看得比桃重。高平至今仍产一种雪桃。这种桃生长期为9个月，于下雪时成熟采摘，故名“雪桃”，“其雪桃亦用黍，以黍粘去桃毛也”。因雪桃耐高寒，糖分积累多，脆甜无比。古籍记载黍与雪桃，且将二者并提绝非偶然，都与产地高平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汉书·地理志》记载：“羊头山世靡谷”。在五谷畦试验田里，炎帝神农氏或许试种过多种农作物，但其他作物对农时节令要求较高，对水分的利用率低，收获的可靠性难以与黍相比。实践证明，秬黍早熟，能耐旱抗逆，对杂草有顽强的竞争力，是农业初创时期适应性最强，最有收获保障的作物，也是炎帝神农氏最早培育划时代的农产品。
黍在古代有粘鞋的用途：《尔雅》记载：“古人作履，黏以黍米，谓之黎”。《说文解字注》记载“黎，履粘也……作履粘以黍米也”。《辞海》对黎字的注释是“古时用黍米做成胶质，用以粘鞋”。“黎”字是“黍”字加一个变形的“人”字，黎即黍人，种黍谷吃黍米的人，穿黍米黏鞋的人。上古时期以“黎”字为族名的，是蚩尤九黎族。《尚书》记载：“黎民，当即九黎之民”。九黎族，即擅长种黍吃黍的部族群体，首领是蚩尤。炎帝姜姓神农氏碟谱，蚩尤为炎帝支系柱公的七世后裔。这样，“黎”字与“黍”紧紧连在一起，发现“黍”的炎帝神农氏族，与“黎”“黎国”“黎明即起”“黎民百姓”“三苗九黎”等就内在联系、割舍不断了。
黍的另一个优良特性是适应生土，古代农书《齐民要术》记载“凡黍、稷田，新开荒为上，大豆为次，谷为下”，即黍稷最适宜作新开荒田的先锋作物，而且黍稷为首，豆次之，其它谷又次之，因此黍稷豆三种谷物都列入最早的五谷“黍稷豆麦麻”之中。稷为小米，是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主食军粮，因此有“小米加步枪”之说。
豆就是菽，文献中五谷常记载为“黍稷菽麦麻”，因为有根瘤菌充实养分，豆的营养价值很高，军队作为营养品配发，毛泽东主席很看重菽，作词就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现代社会尚且如此，农耕初创时期，山西高原干旱土壤及农业环境恶劣，黍稷豆的作用与价值就更无可比拟。
黍的种植时节是，“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夏种黍、稷，与稙谷同时；非夏者，大率以椹赤为候。谚曰：椹离离，种黍时”，“椹离离”就是果实下垂。其时节一般应以桑椹由青转红累累下垂、丰美多果实之际较为合适。尽管如此，这里所说种植的上、中、下三个“时候”都是可以的，只是相比较三月最好，四月次之，五月再次之。这里所说的月份应该是沿用到后来的夏历，即夏禹时期统一使用的历法。
累黍为尺既定，农耕的一整套规范便随之而定。
农耕规范
《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记载：“农田沟洫系统，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圳’（即畎圳），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民间广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每其名”。
“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即宽6尺，长600尺，为一标准亩。《风俗通》曰：“古者二十亩为一井，应为市交易，故称市井。皆为八家共一井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此古井田之制。井田制在不同的时代井田的尺度、内容是不同的。
《黑暗传》中所提到的羊头山，是唯一具有炎帝神农氏族特征得名，并有大量炎帝神农氏遗迹和文化的地方。
如果说华夏文明起源于采摘第一粒谷物种子的手，那么这只有意识寻找并获得嘉禾之手就是炎帝神农氏始祖之手，获得之地就是羊头山，谷种名称即为嘉禾（嘉谷）黍种，实验种植地就是五谷畦。那么这里就应该是华夏农耕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最先在这里发现优良黍种，创制了原始农具耒耜，耕耘、播种、收获，使农作物种植成为一项投入时间、劳力，即可有粮食收获并可用于产品交换的产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由此形成人民定居，因此又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原始社会的发展终于由量变到质变，渔猎经济开始里程碑式地转向农耕经济，彻底解决了人类的食品危机。
过去，人类需要漫山遍野渔猎采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温饱，中华民族长期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个危机以第一粒嘉禾的获得为标志得以基本解决。以黄土地上第一块五谷畦为标志，上党盆地农业率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华先民的生产方式由渔猎到农耕，生活方式由游牧到定居的伟大转折，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文明时代，即农耕文明时代。
《山海经》里共有18处记载不同地域居民“黍食”“食黍”“膏黍”等，便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如《山海经》记载：“有司幽之国……食黍，食兽”，“有白民之国……黍食”，“有黑齿之国……姜姓，黍食”。而记载“食稻”“膏稻”“稻米”的仅三处，从比例上看，显然当时普遍以居山区种植黍为主。直至周朝按《周礼》的记载，还是“谷宜黍稷”。
从《山海经》、《诗经》中可以看出，“黍”字的使用概率远远大于“粟”。黍又因其黏性大，食用后消化时间长，能持续提供能量维持体能，是一种极好并可不断再生的食源。随着植物食品来源的开发成功，中华先民由捕鱼打猎为主、采集种植为辅的渔猎生存形态，逐渐过渡到种植业为主，捕鱼和舍饲家畜为辅的农耕文明生存形态。为粮食作物配套餐具的制陶业也随之应运而生。
我国古代称粽子为角黍。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骛角黍，《本草纲目》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古曰粽，曰角黍。”可见粽子的历史由来已久，而最初做粽子的主要原料就是黍米。“粽”字为各种谷米类综合之意，粽子可以包多种谷物，但最初以黍为主、为宗。粽子是自黍出现以后，早于粥、饭出现的古老食品，在炊具还没有被发明之前，用大的树叶包裹着黍米和水用火煨熟而食，这就是最早的粽子。
黍和栗（谷子）都是最早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作物，但黍的起源比栗的起源年代还久远，据考古发掘的碳化籽粒同位素测定，黍的起源和驯化至今已有10300年，而栗为8700年，可知采集的历史比农耕的历史更为久远。
考古学上的仰绍文化早期，是与炎帝八世的传说相一致的。这种文化已经不是狭小的区域文化，而是通过和平交流或部落战争，迅速扩大散播，成为覆盖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居于垄断地位的文化形态。
《竹书纪年》记载：“神农驰于中国，于是南至交趾（今湖北长江流域），北至幽都（今北京一带），东至旸谷（《淮南子》中称为日出之所，今山东泰山一带），西至三危（山名，今陕西省），莫不从其化。”可见解决食物来源的农耕种植一旦发生，就会迅速扩散至可能扩散到的所有地方。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农耕革命。
北魏贾思勰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就以大量的篇幅，对晋东南农业科学和技术进行了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晋东南农业发展，就为民间食俗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潞安府志》记载：“上古神农尝百草至羊头山得黍，有凤凰巢于天冢冈遂名凤凰山（今潞城境内）又得嘉禾”，这说明至少在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晋东南从事渔猎、种植、养殖等生产活动。历经五千年直至明末清初，晋东南的粮食种类发展的比较齐全，《潞安府志》记载，上党农作物有黍、稷、富麦、春麦、草麦、高粱、大豆、小豆、豇豆、绿豆、扁豆、荞麦、莜麦，苦荞麦、麻子、土豆、薯类等。清末民初又引进玉米、水稻等品种。
春、秋季节，民间还摘取杨树、柳树嫩叶，开水沥后腌酸菜做早晚餐的配菜；摘取槐树花、榆树花（榆钱）洗净，同粗玉米面混合搅拌，制成干粮做主食；摘取香椿树嫩梗和叶洗净，开水泼一下切成碎末，用葱油、精盐调拌做小菜佐面条与和子饭，以及用于烹饪原料；地头岸边，草丛山坡的苜蓿苗、扫帚苗、灰灰菜、蛐蛐菜、甜根菜等野菜、都可以用开水沥去邪味，冷水浸透，挤去水分，切碎，放葱油，精盐调拌入味做配菜；雨后在草丛山坡拣回的地木耳（农家叫地圪挛），可与粉条，豆腐，鸡蛋配制成素馅蒸饺子；小蒜、野韭菜可腌制韭花佐馔而食。
《大戴礼记》记载“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尽管食五谷使中原人种的爆发力、持久力低于北方、西北边陲的食肉民族，华夏民族常常受到游牧民族剽悍魁伟之躯的侵掠，但农耕文明却使人类拥有更多的智慧和创造力抵御外来的挑战。世界历史上无数显赫一时的帝国由于异族的侵略而灭亡，却没有哪一个民族最终征服中华民族。反而是诸多游牧民族不断被华夏民族融合、同化，农耕文明正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