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村落社会，自古以来便传袭着一些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协力组织及共同活动。东乡族村落由于地缘观念产生亲族观念特别强，所以显示出很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构成了十分紧密的集体，因而组织互助协力成为代代相传的惯制。这种惯制的主要表现有：
婚丧大事的协力互助。东乡族村落中有结婚庆典时，村里各家各户都有出人力帮忙的习俗。婚事中操办帮忙事宜的由大家伍的长者出面组织，女的帮灶炸油果、稣散、馓子、酥盘（一个足有五六斤重的蒸馍），操办宴席，男的帮着宰牛羊、端盘子、砍柴、接待等各项劳务杂役，都有较细的分工，井井有条。处理丧事，主要由哲玛其出面组织，哲玛其，是东乡族真正的民间行政单位，汉译为教坊，以清真寺为中心，将周围的教民组成地缘性的宗教单位，具有民间行政单位的特点。哲玛其对团结本属成员有着巨大的内聚作用和强烈的向心力。它的地缘范围，包括一个由宗亲组成的自然村和好几个自然村。哲玛其的头通常叫乡老，一般由大家推举产生。乡老除了清真寺的安排，收集钱粮东西外，还可以在各村、各家伍调解纠纷，充当典卖土地房屋的契约公证人，安排组织人员办理挖墓、抬埋、出殡等丧葬事宜。此外，哲玛其有人家遭灾遇难，安排各户伸手支援钱物，周济扶困等事宜。
修建房屋的协力互助。这是东乡族历史流传下来的帮工互助的惯例，特别打庄窠，筑围墙盖房子时，全村劳力出动帮忙，甚至家里没有成人男劳力时，妇女孩子也来参加担任辅助劳力，房东依惯例供给帮工饭食。
耕种收庄稼打碾场时的换工互助，这也是遗留下来的协力习俗，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协力组织，如在寺里和人家中举办一些大型的宗教活动，宰牛宰羊念亥亭，做祀达哈，尔德节、古尔邦节、阿述拉节的庆典活动等。村落和哲玛其在组织互助活动方面有习惯约束力，凡不参加各种协力帮工活动的人，往往受到全村和哲玛其的谴责。
在东乡族中，也有村落社会的民俗以它们独有的地缘特色不断向集镇渗透和转移的情况，由于社会交往的扩大，东乡族小村落的村民向比较繁华的乡镇流入，村落社会的习俗进入集镇以后又变异成多种形式。在集镇中，老乡土观念形成的老乡亲关系和新地缘观念形成的新邻里关系相结合，发展成双重的或多重的观念，即由村到镇，乃至东乡族与汉族、回族杂居同一村镇而相安无事，互为邻里，团结融洽，和睦相处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村落社会习俗的传播与交流，正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开放性和融合力。
（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
东乡族属农业文化心态，黄河、洮河、大夏河环流周边，所居地区多以高山峻岭为主，除小部分川地及高原以外，余皆为山地。作为一个农耕为本的民族，农业经济生产的知识与技能，以其土风乡俗的朴素特点，传袭了数百年之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观察，东乡族村落在生产习俗上的保守性十分严重，那种千年如一的二牛抬杠及古老的农种工具犁铧至今尚在使用，田间作业方法上的习惯依然如故，这怕也是一种农业村落社会稳定的形态的反映。从中可见它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和重农、尚农习惯的恒久意识。
东乡族聚居地区，四季不分明，冬长夏短，春秋相连，冬季严寒，夏季湿凉，无霜期短，日照丰富，降水量偏少，易发生干旱，再加上耕地多分布在沟谷纵横的陡坡峭梁上，土壤多以大白土为主，渗漏严重，保墒性很差。清代康熙年间的知府王全臣曾有一首诗概括了东乡族地区的特点是“地脊苦民贫，气寒艰稼墙”。东乡族人注重实际，数百年来，以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经过长期的摸索，逐步战胜了险恶的自然条件，发展了农业，致使“山高和尚头，沟深无水流”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生长起了五谷，生起了烟火。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务实精神在东乡族中根深蒂固，有一句东乡农谚“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跟土地打交道，不付出辛勤的劳作，没有实打实的劲儿，想随便胡弄土地，就得不到好收成，因而也就丧失农耕这个财富的来源，你就会饱受一年的冻馁之苦，这是东乡族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的一条朴实的真理。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东乡族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很早就吸收了汉族的二十四节气和三伏、三九的农业时令文化，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把农业生产和物候，自然现象与气候的关系，归纳总结了很多适合本土本民族的农业谚语，一直流传和应用。东乡地处山区，气候、物候和作物分布情况各地不尽相同。清明时节，沿黄河、洮河、大夏河的川区已是杨柳吐绿，杏花盛开的春光景色，而在山区则仍是残冬景色。南北农业节令大不一样，川区是“七九麦子，八九豆”，而山区则是“清明后，快种豆”。因地制宜应用24个节气，这正是东乡族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形态的反映之一。
一年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夏收时节，是冰雹最多的季节，“龙口夺食，含糊不得”，上至七八十的老翁，下至四五岁的儿童，都要上地拔麦子，加昼连夜，抢收抢运。此时的夜间，星空灿烂，悠扬的“了略”声此起彼伏，驱赶着袭人的睡意和如水的夜凉，把成捆的麦子、青稞、豆子运往场里，码成垛子。东乡族把打碾一般放在秋末冬初，所以场里的麦垛子有自己的特点。圆形的大墩子，直径约四五步到八九步，麦捆子达一人半高以后，尖锥形的脊盖压青稞，垛背的最外层，则用青稞捆子铺上去。青稞麦芒一律露在外边，东乡族把这种垛子叫“卜轰”，刚摞起来的“卜轰”，又高又大，像一座座闪闪发光的金庙，很是壮观，这样在场里存放上二三个月，即使是碰是阴雨霏霏的雨季，“卜轰”里也滴水不渗，万无一失，这种农业技能，从中也折射出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的一束波光。
重农先须重肥，为了弥补肥源紧缺，除了土填毛炕，挖炕灰，勤圈粪之外，东乡族尚有一种独特的积肥方式，叫烧生灰，即烧荒积肥。每当秋后草干根枯之际，在长满草坝子的荒山野坡上，用铁锨垦翻荒坡，锨翻的大块头草坝子，根须密集，翻过后让阳光晒上一秋一冬，来年春上，把草坝子垒成一人高，一二米的长堤，里面放空，然后在下端放点柴草，开始烧，直到燃透长堤，火势顺坡，自下而上缓缓蔓延，荒山沟里轻烟袅袅，十天半月，经月不息。小山样草坝烧成之后，再经几场大雨浇淋，土色变成红色，生灰便烧成了，一堆生灰可用两年。烧灰时，有时一家子干，有时也有几家合伙干，生灰对洋芋施肥追肥特好。这也说明东乡族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形态文化中的恒久意识，也不乏有因地制宜的变易观念。
由于地理环境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东乡族的文化兼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优势互补特点，而以农耕文化为基本形态，但也有游牧文化开放性、流动性的文化模式。比如，本世纪80年代初，东乡族地区是最早出现民工潮的民族地区之一，他们不甘心深居偏远乡村，流动到各大、中城市中打工，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都市生活中，能因地制宜的变易观念，亦工亦农或是亦商亦农，及时对文化反差情形进行心理适应，加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中，通过寄钱、寄物、通信联络，节庆日回乡探亲，甚至回乡办厂等方法，有力地向偏僻的山寨传递都市文化和市场竞争意识，亦成为大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东乡地区气候干燥，高山峻岭，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东乡族坚强的意志，挺拔的精神，爽朗的性格，也给他们的文化带来了一种雄健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这是他文化形态中最朴实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