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升昌已呈衰落状态，当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多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辛亥革命后，日升昌等山西各票号都毫无准备，放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而存款的人却又纷纷来取，使他们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当时的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日升昌等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久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
对外借款失败，他们联合改组银行的计划也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也未能实现。
日升昌等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经过十多年的挣扎，错过多次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