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一般都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同时，也具有明察秋毫的眼力。古人说：“智人者明，自知者智。”事物的变化在于时势和人的变化，知道时事和人的变化，就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为成功打下好的基础。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的确是成功者要掌握的一条金科玉律。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相。
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些人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这些话听来不错，而且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果然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
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就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在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一旦形成，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
得与失应该如何取舍，宓子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
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三分天下，不是他有超人的能力，而在于他知时，也就是知时事，所以，他为刘备设计的“三分天下之略”只是一个远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而真正的成功还要经过不断的摔打。
在取得三足鼎立之后，诸葛亮起用了一批新人，像蒋琬等人后来都成了蜀国的栋梁之才。
益州安定之后，刘备使军师诸葛亮拟治国条例，诸葛亮拟的刑法很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诸葛亮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宽厚的恩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诸葛亮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的法律暴虐，万民都怨恨，所以，高祖以宽仁得民心而得天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法律松弛荒废，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以位，位极则残；顺以恩，恩竭则慢。因此弊端由此而生。我们今天用威法治天下，法行则知恩；限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齐用，上下有节。为治道。”
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诸葛亮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只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格。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
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他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证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蜀国之小，却与中原大国抗衡近一个世纪之久，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一个胜利。
虽然，从军事上来说，蜀国最后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但比起“唯才是举”的曹魏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与更迭来，蜀国在这方面却从未出过事，一个傻傻的阿斗居然在动乱的年代坐了几十年的江山，这显然与诸葛亮的政治意图是相同的。
洞若观火的政治预测历来被传统智谋视为较高的境界。政治预测比军事上的预测需要更大的智慧，它要考虑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若有一点差失，将会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笑话。
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的是能一把抓住问题要害的本领，这需要一个人有知人、知己、知时事的能力，看起来似乎很复杂，但只要你拥有了所需要的指标，你会发觉，当你站在这些知识之上的时候，你要做的只是通过一些抽象的数据，得出你所认为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