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明心学与禅
禅，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即“禅宗”。据说禅宗之祖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南北朝时，这位高僧来到中国，创立此宗。而禅宗兴起在唐朝，这时禅宗出了两位“六祖”：北派神秀，南派惠能，各以一首偈语闻名天下。
神秀之偈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惠能之偈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位高僧之偈孰高孰低？其实都极为高明，根本分不出高下。所以神秀、惠能一成北宗，主张渐修；一成南宗，主张顿悟，各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齐名于世。只是后来战祸兴起，北宗衰落，而南宗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后世多推崇南宗……这里面的公案就扯不清了。
禅，一个有趣的字眼儿，凡中国人一听“禅”字就显得又热衷又喜悦，似乎这是神秘又可喜的一件好事，但“禅”和阳明心学一挂钩就变了味儿。自明代以来，一直有人拼了命地把阳明学说往“禅”字上扯，而且越扯越近，越扯越乱。
前文已说过，王阳明虽是心学宗师，却并非得自师承，而是无师自通的。他在三十五岁以后经历了心灵磨难，被逼入心学之门。在三十五岁之前，王阳明是个倍沾雨露的官僚公子哥儿，仕途顺利，人生顺利，要官得官，要才有才，于是涉猎极广，博而不精，也没长性，有“五溺”之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这“五溺”是阳明先生年轻时的业余爱好，其中就有“溺于佛氏”一说。于是有一个故事，说王阳明在京城任主事的时候，曾经回乡养病，病好后游杭州虎跑寺，遇见一位闭关的高僧，已经三年不和外人说话。阳明一见他的面就斥道：“这和尚眼睁睁看什么，口巴巴说什么！”一句话喝得高僧起身相迎，可见王阳明于佛家思想极为精通。
确实，阳明精通佛经，在他与弟子、友人的谈话中常会提及《六祖坛经》以及《灯录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涅槃经》、《圆觉经》……诸多经文中的内容字句，在《答陆元静》文中，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这里引用的“不思善不思恶”是《六祖坛经》的句子，直接把佛教术语和“良知”概念拉在一起，甚而认为是一回事。而“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一句，其中“无所住而生其心”又是引用《金刚经》的观点。
这样的语句在阳明先生的讲义、信件中有很多，王阳明自己也不隐晦对于佛教观点的诸多认同，于是就有人称王阳明为“阳儒阴禅”，认为他的心学驳杂不纯，不是“正统”，并加以贬斥。
那么王阳明为什么喜欢用佛教思想来印证他的学说，甚至把儒家、佛家内容互相印证呢？这里的原因倒有几个。
一方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哲学和宗教是一对双胞胎，它们是一起出生的，相貌也有几分相似，并且总是互相浸透、互相引导，难以彻底分清。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在他生活的时代，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大明帝国却因为政治的腐朽、哲学的贫乏、民众的庸碌狭隘以及统治者的愚蠢短视，而正在错失良机。我们总喜欢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吼声会震动天地”，却不肯去想：中国为何这么多年还没“睡醒”？其实“王阳明时代”的欧洲才真是一头正在醒来的雄狮，吼声早已震天动地。
王阳明成亲的这一年，迪亚士越过了好望角；王阳明第一次到京城考进士这年，哥伦布的船队向传说中的“印度”驶去；王阳明考中进士这一年，达·伽马的船队已经到达了印度；王阳明与宁王在江西激战的时候，麦哲伦的船队又扬帆出海；嘉靖元年，王阳明受封伯爵，回余姚老家坐冷板凳时，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大洋之外的风起云涌，却与中国无关。
当欧洲人靠科学和哲学的引领逐渐摆脱宗教黑暗的时候，在封闭落后的大明帝国，宗教在人民中间传播得火热异常，人人皆信，不稍存疑，就算是王阳明本人，于此怕也不能例外。若说王阳明不信神佛，不信地狱，不信西方极乐……大概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作为正统学说的儒学早已经被统治者涂改得面目全非，从某种角度来看，儒学本身也是一种“儒教”。在这么一种宗教、哲学不分彼此的情况下，不仅王阳明，就连理学宗师周敦颐、程灏、程颐、朱熹的学说，也一样充斥着“禅”的影子。王阳明半生都在大讲心学，大讲良知，讲来讲去，难免讲出几句与禅有关的话来，这是古人的思想和语境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但宗教和哲学虽是双胞胎，却又有自己的“个性”：佛教思想讲超脱，讲置身事外；儒家思想是积极入世，救民水火，以天下为己任。说到最后，一个要“出世”，一个要“入世”，在这方面，佛教和儒学截然不同。
王阳明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是个最积极的入世者，他虽偶尔谈起佛教的一些思想，却并不同意佛教的根本思路。王阳明的学说是入世的，是要治病救人的，其最终目的是要重拾孔孟儒学精要，监督统治者，他提出的“满街都是圣人”也不是满街都是超然的“佛”，而是满街都是勇敢的“人”，这些思想与佛教格格不入，纯是孔孟儒学的勇敢精神。
王阳明早年曾经提倡静坐，这静坐的功夫说佛也像“佛”，说道也像“道”，但从时间段上来看，阳明好静坐，却是分了几段：十七岁那年新婚之夜跑到南昌城里的道观跟道士学打坐，那时大半是好奇，年纪轻，性子躁，坐不住；后来生了病，休养时又练打坐，是为了养生，似有小成，却又以“簸弄精神，非道也”一句话废弃了；再后来龙场深山“石棺材”里枯坐，实在是身体心灵都无处可去，不坐不行，只好坐坐，却于冥思中悟出道理来。
因在静坐中得了道理，王阳明一度很喜欢打坐，甚至教学生们也学打坐，补“小学功夫”。于是对人言道：“我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然而王阳明很快就发现，枯坐毕竟不是办法，“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也就是说，静坐久了，心里虽然静了，杂念消了些，却把“济世救民”的入世之心淡化了，“喜静厌动”了，阳明先生觉得这样不妥。
从此王阳明不教人静坐了，甚而批评佛教：“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为什么说佛教“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呢？这是相对于儒学“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的入世精神而论的。
这时候，就有了下面这个小故事。
阳明的弟子萧惠好仙、释，阳明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惠请问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惠惭谢，请问圣人之学。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阳明先生对喜欢佛道之学的弟子萧惠坦承自己年轻时喜欢“佛道”，但苦受磨砺之后，才明白儒学扩充良知、为民请命的“简易广大”，到这时候回头再看，早年喜欢过的“佛道”内容就显得空洞了。萧惠还不明白王阳明话里的意思，继续问“佛道”的妙处，结果被王阳明斥责了一句：“汝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我悟到的“良知”你不问，你光问我“后悔耽误时间”的那些东西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