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这些阴森的变局，正在广西的王阳明毫不知情。此时他已经平定了断藤峡、八寨的匪帮，处理好了广西的政事，自己的身体也撑不住了，咳嗽胸闷，炎毒入体，浑身赤肿，脚上也生了一个恶疮，感觉病势日重，就上奏请求辞职养病。却哪里想到，奏章被桂萼悄悄扣了下来。
桂萼是暗算的老手，眼看王阳明得了重病，立刻又想出一个主意，让王阳明担任两广巡抚，在广西多待几年，希望能把他的身体拖垮，如果拖死了，那是最好。
桂萼的最后一条毒计，竟然实现了。
这时候王阳明的身体已经垮了，再也顶不住了，连番上奏请求致仕回家养病，可是所有奏章都没有回音。无奈之下，阳明先生干脆把军政事务交给广西当地官员，也不等朝廷下旨，就自作主张上了船一路返回浙江。此时阳明先生病势沉重，再也支撑不住，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江西南安府上瘐县的青龙埔码头，临终之时留下一句遗言：“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先生的遗言是很有意思的。临终之时说出“我心光明”，显然是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自正德元年上奏获罪，到嘉定七年平定广西，这些年官场浮沉，时时依良知，事事循天理，从未有亏职守，从未有负人民。
至于君主，王阳明已经把这一层看透了，也看淡了。在庐陵县他替百姓抗税，在江西他为百姓阻击皇帝，现在平定思田的时候他不肯杀人，这是又违了皇帝的旨。在阳明眼里，在天理良知面前，“圣旨”这路东西已经不值什么了。
对大明朝，阳明先生无话可说，说了也无用。对后人，阳明先生也不必说什么，阳明心学在这里，“良知永不泯灭”在这里，“知行合一”在这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这里，“四句教”在这里，后人自己去看吧。
阳明先生去世后，桂萼上奏称王阳明擅离职守，嘉靖皇帝“大怒”，命大臣议王阳明的罪。桂萼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上奏指责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建议嘉靖皇帝“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桂萼这番话正合了嘉靖皇帝的心思，立刻下令革去阳明先生的新建伯爵位，禁止心学。
王阳明去世了，心学也被禁止了，阳明生前教出那么多弟子，到后来星落云散。阳明心学虽然一度流传甚广，但其真谛却被后学弟子们歪曲了，导致阳明心学越传越滥，越讲越偏，日益衰败，到明朝灭亡时，这个学说也基本消失了。
难道良知就这么失败了吗？
是的，在大明朝，良知失败了。
阳明先生去世之后，阳明心学被禁止了，几十年后又开禁，但已经变了味道。王阳明最厌恶、最痛恨的“训诂辞章、考据记诵”竟然占据了心学的主导，心学弟子们不再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精英，而变成了另一类腐儒。为了能够“腐”得彻底，“儒”到酸臭，这些王学弟子们一个个急着考据、辩论，把阳明心学弄得论述浩繁、考证精细、辨析日详、流派纷杂，仅一个“良知”，就搞出了“现成良知”、“知解良知”、“本体良知”、“发用良知”、“本然良知”……到这时候，良知不再是“指引人性”的工具，倒成了书呆子拿来显摆学问的道具。
至于门派，这个中国人最劣根的毛病，王阳明的弟子们也把它发扬得淋漓尽致。其中王阳明的山阴同乡、高足弟子王畿建立了“浙中王门”，大讲“四无”；阳明在江西讲学时收的弟子们则搞了个“江右王门”，这一派多是做官的人，其内部又分化出以聂豹、罗洪先为首的“归寂派”和以欧阳德、邹守益、陈九川为首的“功夫派”。
在王阳明的后学弟子们分出的这些门派中，最有活力的要算“泰州学派”，这一派起自阳明先生的另一位高足弟子泰州人王艮。王艮三十八岁到江西追随王阳明，阳明先生去世后，王艮返回泰州开门授徒，因为他本是社会底层出身，身上的书呆气少，勇气倒多，所讲论的“良知天性，古往今来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阳明先生的功夫。
后来又出了一个李贽，干脆对孔孟大加批驳，认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这些话在当时听来真是不可思议，立刻就被斥为“异端”，但仔细听来，李贽这里所说的却正是王阳明提出的“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难怪大儒黄宗羲说泰州学派这些学子们能“赤手搏龙蛇”，搏斗而死，也算是不虚此生了。
后来心学没落了，消失了。
有趣的是，随着心学的没落，庞大的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大明朝廷在挥起屠刀砍杀“良知”的时候，其实也用这同一把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五理解“四句教”
阳明先生虽然去世了，可阳明心学毕竟已经成为一个体系，传于后世，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王阳明在出征广西之前留给弟子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按王阳明的话说，“四句教”是个“彻上彻下的功夫”。自从“四句教”被提出的那一刻，人们就看出来，这四句话其实可分成两部分：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一个单独的部分，而后三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则是另一部分，这两部分有一种有趣的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可以单独运作；而没有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却不能单独存在。
为此，王阳明专门警告弟子：“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就是告诉弟子们：宁可只琢磨后三句而忽视第一句，也不能只琢磨第一句而忽视了后三句。
既然知道“四句教”分成两部分，又知道第二部分可以单独运作，那就先说这第二部分。其实这三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第二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人在社会上会遇到各种事情，做出无数判断，这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喜欢此人，讨厌彼人”，“支持这个观点，反对那个观点”的意识，这种“善恶是非观”是必然会产生的。
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当我们对一件事进行善恶、是非的评价时，以什么来引领自己的心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呢？良知。“良知”告诉我们这件事是正确的，那件事是错误的；这个人的行为是对的，那个人的行为是错的。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不能因为利益、胆怯、分赃以及种种私心，就昧了自己的良知，硬把不对的事认为“正确”。
在这方面我们常犯很多错误，比如明知道某事不对，却认为“没办法，事情已经这样了”，或者“现实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不妥协怎么办”，甚至可能会说“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跟着别人做坏事，对我也有好处啊，我觉得也不错”……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当我们用“良知”对一个事件做出了评价之后，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勇敢地支持它；认定它是错误的，就要勇敢地反对它，既不贪图利益而同流合污，也不因为恐惧而妥协，坚持到底，毫不动摇，这种“支持善，斥责恶”的勇气和行为，就是“致良知”。
现在我们知道了，“四句教”的后三句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寻找良知，怎样去正直地、勇敢地生活。
弄明白了“四句教”的后三句，回过头来再看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一句话比较难懂，讲得非常隐晦，但王阳明已经说了：“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关键是，这“未发之中”是什么意思？
“未发之中”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看起来不易懂，其实意思简单。“未发之中”的这个“中”是不偏不倚，公平的意思，按阳明心学的理念，则是由良知引导出来的一种公正的心态，或者更简单地说：“中”即是“良知”。而“未发”，就是说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念头，却还没有把这个念头转化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产生念头和制订计划之间的这个小小的“意识空隙”，叫做“将发，而又未发”。
当人心里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谈不上好或坏，也就是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举例来说：比如有人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买一套房子”，这个念头谈不上是好是坏。但当人们把这个念头扩展为一个完整的计划时，牵涉的内容就多了，比如要买多大的房子？要花多少钱？他手里有没有这些钱？没有这些钱，怎么去“弄”到这些钱……
这么一来，原本谈不上是好是坏的简单“念头”，变成了一个牵涉极广、至关重要的庞大计划，而其中就涉及善、恶的问题。
以正确的心态制订计划的人，事情会进展得很顺利；而以“私欲”的错误心态去制订计划，则可能因为贪欲、权欲、虚荣心等种种不良心态，使计划出现重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把人引上邪路。
这么看来，“将发而未发”——也就是产生念头、却尚未制订计划的这个瞬间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瞬间，必须用“中”——也就是良知来指引人性，以“良知”为准则去制订计划，才能保证这个计划顺利进行，而不至于把人心引入邪恶。
由此推断，“四句教”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产生念头却还没有制订计划的瞬间，是最重要的节点，这时候一定要守住良知，用良知去制订计划，才能保证自己的人生不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表面意思。但从这句话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更深刻的含意。要弄明白这深层含意，就必须回到十年前了。
十年以前，也就是正德十三年，阳明先生剿匪工作刚结束，在赣州的濂溪书院讲学，门下有一位高足名叫薛侃——这位薛先生在这一年的八月刻印了《传习录》。
在《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天薛侃正在花园里清除杂草，阳明先生也过来帮忙，结果师生之间发生了一段关于“天地间为什么善难以培养，而恶难以除尽”的著名对话，在这里王阳明说了一段重要的话：“须是廓然大公，方见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在这里，阳明先生提到了“心之本体”和“未发之中”，只是他用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来形容“心之本体”，那就是：廓然大公。
“廓然大公”这四个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外四个字：天下为公。而“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其实这四个字引自《礼记·礼运》中孔子说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就是“四句教”第一句的深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