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上风流多情的人很多，自称“情种”的人也不少，但敢像冯梦龙这样立“情教”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了。这位出身于吴中理学世家的才子，对八股文章完全不感兴趣，专情于儒家正统学术之外的通俗文化。他编纂了文言短篇小说集《情史》，还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小说宝库“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冯梦龙比汤显祖小20多岁，但他对“情”的理解和汤显祖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比后者走得更远。在冯梦龙看来，宇宙间唯有“情”是真实存在的，他在《情史》的序言中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也就是说，天地间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唯有情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存在，它化生出一切事物，并使万物生生不息。在冯梦龙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运行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情”，如果抛却了“情”，世界万物将皆成虚空，将混沌一片。道学家以理驭情，强调的是“理为情之范”，就是说，要把“情”置于“理”的规范和框架之内，冯梦龙则提出“情为理之维”，将情作为理的维系主体，把情置于理之上。
冯梦龙狂放洒脱，自称“少负情痴”，故作《情史》一书。《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是冯梦龙选录历代笔记小说和其他著作中的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按不同类别编纂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共分为二十四类，收录故事八百七十余篇。除“情贞”一类外，其余如情缘、情私、情爱、情痴、情感、情幻、情灵、情化、情媒、情憾、情仇、情芽、情报、情累、情疑等等，仅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都是记述男女情爱纠葛的动人故事。全书中，他以“情”作为宇宙、社会及人生的根本准则，提出要以“情教”来教诲天下众生，而不是以儒家的教条来训导黎民百姓。这个“情”超越了男女间的情爱，推延至君臣、父子之情，由男女私情及至忠孝之情，因而“情”具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所以，冯梦龙提倡以“情”来劝导世人，使世人皆有情，以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在这种思想观念中，“情”的巨大作用远远超出了“理”，“情”可以代替“理”，成为治理天下的利器，“情”是真，“理”是伪。
《情史》第一卷《情贞类·高娃》篇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京师名妓高娃沦落青楼，容貌美丽，昌平侯杨俊对其宠爱有加。杨俊被朝廷派往北疆镇守边关，高娃从此闭门谢客，始终洁身自好。后来，杨俊遭权臣陷害要被处以死刑，平日的亲朋好友及门生故吏因为畏惧权奸的势力，竟然没有一个敢前去监狱探望杨俊。刑场上，高娃披麻戴孝闯了进来，她来到杨俊面前，大呼说：“忠良之士将要死了。”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杨俊制止她说：“快快停止，你这样做不但救不了我，还会连累你自己的！”高娃却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先赴死，我随后就死。”杨俊被处死后，高娃悲痛欲绝，她用嘴吮吸掉杨俊脖颈上的鲜血，再用针线把杨俊的头和身体缝合到一起，之后便对杨俊家人说：“请好好安葬他吧。”随后就在杨俊身旁自尽。
在冯梦龙笔下，高娃虽然只是一个青楼娼妓，但是出自“情”的烈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男女情爱，她慷慨赴死的壮举更像是一种侠义行为，是一种对正义、对人格尊严的勇敢追求，以性命向恶势力抗争，她与杨俊的众多亲朋好友及门生故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平日里知“理”、讲“理”、守“理”的人，在现实利益面前衡量得失，在危急关头将大义抛诸脑后，胆怯懦弱，令人鄙视。
冯梦龙实践其“情教”主张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花费大量精力搜集、整理和编辑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民歌。他编辑的民歌集现今留存的有《挂枝儿》和《山歌》，收录民间歌谣共八百余首，大部分是以讴歌和呼唤真挚爱情为主的民歌小曲，歌颂了爱情的真诚热烈，充分肯定了人们对男女情欲的渴求。如《挂枝儿》中收有一首名为《咒》的民歌，这样唱道：“俏冤家，近前来，与你罚一个咒。我共你，你共我，切莫要便休。得一刻，乐一刻，还愁不勾。常言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拼得个做鬼风流也，别的闲话儿都丢开手。”极其坦率地唱出了对炽热爱情、男女情欲的渴望。像这样的歌词在两部民歌集中比比皆是，有很多都违背了明代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纲常伦理，如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偷情者；未婚女子私会情郎，甚至怀孕者；男女婚姻自主，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寡妇再嫁或者偷情者，等等。
民歌中大胆唱出对男女情爱的热烈向往，是对长期以来礼教束缚下的禁欲主义的一种直接挑战。冯梦龙编辑这些民歌，其行为本身也是对当时传统礼教的一种蔑视和叛逆，关于编辑民歌的意图，他自己说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即由男女私情的“真”来抨击当时礼教规范的“伪”。冯梦龙甚至把传统“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高度肯定世间男女追逐情爱的行为。
冯梦龙认为“情”真、“理”伪的思想在通俗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以明代盛行的“贞节”观念为例，他认为，发自“情”的守节是真诚的，发自“理”的守节则是虚伪勉强的。他认为，妇女因为礼教等外在压力而被迫去实践贞节，这无疑是一种禁锢，一种强迫，极易受到现实利害关系的困扰而变节，这种贞节是毫无用处的，也是不人道和不应该提倡的；而发自内心、从真情上去追求贞节，将其看做内心情感的需要，这种追求才是真切、坚决而持久的，才是值得提倡的。
如《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中，一个官宦之女顺哥，大家闺秀，容貌清丽，在战乱中出于无奈嫁给了贼人范鳅儿，这本是一段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的婚姻。但是，婚后两人是“夫妻和顺，相敬如宾”，她与范鳅儿之间产生了深厚的爱情，对这桩婚姻的态度也变为心甘情愿。当贼人所据之城将被攻破之时，顺哥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妾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愿先君而死，不忍见君之就戮也。”一心想要以死殉夫。在被丈夫劝阻后，她发誓说，如果自己能活下来，将终身不再改嫁，宁死也要保住贞节。城破之后，夫妻离散，顺哥也与父母团聚。顺哥的父母皆劝其改嫁，顺哥则坚守自己当初的誓言，一心守节。十多年后，她居然仅凭声音就辨认出了自己的丈夫，两人终得团圆。这是关于一个女子守节的故事，虽然里面包含了传统礼教所宣扬的“贞节观”，但顺哥的守节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基于礼教的规范。对于这种发于真情的守节，冯梦龙是非常赞赏的。
另一则故事讲的也是守节，作者的态度可就完全不同了。《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的田氏是庄生的妻子，出身名门，受过严格的妇道、妇德的教育，她也曾信誓旦旦地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那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茶，睡两家床！若不幸轮到我身上，这样没有廉耻的事，莫说三年五载，就是一世也成不得，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丈夫死后，她也努力守节，想要当一个节妇，然而，当长相俊美的年轻后生楚王孙来到她面前时，追求贞节就显得不重要了。在情欲的诱惑下，代表理性约束的礼教就不能够让她如往常一样约束自己了，田氏很快就跟王孙勾搭上了，把贞节操行忘了个干净。最后才发现，原来王孙只是庄生的化身，前来考验田氏对他的感情是否真挚。田氏羞恨之下，悬梁自尽了。在冯梦龙看来，田氏发誓要守节，并非发自内心的真情，只是出于对礼教的一种盲目遵循，这种没有“情”的守节，一旦受到外力的诱惑，理性的约束就会很快失去效力。说明“情”比“理”更真实更重要，也更坚贞更能抵挡诱惑。
冯梦龙在“三言”中还塑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话说杭州府有两户人家，一刘姓，一孙姓，刘家少年刘璞已与孙家女儿珠姨定了婚约，刘家另有一个美貌聪颖的女儿名慧娘，也已许给邻近的裴姓药商之子为妻，只是尚未成亲。在刘璞与珠姨将要成亲之际，刘璞突然病重，孙家怕女儿嫁进刘家后变成寡妇，便将自己的儿子孙玉郎乔装打扮成一个美貌少女，替其姐姐出嫁。未曾料想，刘璞成亲当日体弱无法行礼，刘家便让慧娘替其兄行礼并陪伴玉郎假扮的“嫂嫂”同床。年轻男女同床共枕，竟互生情愫，初尝云雨。事情败露后，裴家以自家说定的儿媳竟与其他男子有了奸情，将刘、孙二家告上官府。受理此案的正是民称“乔青天”的乔太守。乔太守本是朝廷命官，是传统礼法的代言人，是旧式婚约与两性秩序的维护者。而乔太守却不然，他在处理这一棘手的婚约纠纷案件时，并未以当时的传统礼法规则作为判案的根据，不在乎已经定下的婚约，而特别关注那两位代人嫁娶，因情窦初开、陷入情网而进退维谷、被人控诉的少男少女，并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充任这对“失足”少年的保护人。其判词曰：“相悦成婚，礼从义起。”自当月老，为玉郎、慧娘主持了婚礼，推翻了已有的婚约。好一句“礼从义起”，好一个“乱点鸳鸯谱”，这简直是16世纪新婚姻观念的时代宣言，也最为清晰地表达了冯梦龙“情为理之维”的进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