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和袁中道都是晚明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俩是亲兄弟，加上大哥袁宗道，这三人就是晚明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公安三袁”，是中国文学史上“公安派”的开创者。所谓“公安派”，乃是因为这袁氏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因而得名。
袁氏三兄弟，尤其是袁宏道，一生中最尊敬的人是李贽，也深受李贽的影响。万历十八年（1590）春，李贽出游路过公安，住在一个寺庙里，袁宏道兄弟前往拜访。他们在庙里谈论禅道，品评文艺，说古道今，甚为投机。同年秋，李贽以所著《焚书》相赠，袁宏道读后，非常激赏，曾做诗将之比喻为空谷足音。万历二十年（1592）和二十一年（1593），袁氏兄弟先后两次去拜访李贽。李贽对来访的袁氏兄弟“殷殷不舍”，竟然倾谈了三月有余，最后才远送异地而别。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谒访和晤谈，袁氏兄弟与李贽之间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日益加深，不同凡俗的灵心慧性得到洗涤与丰富。
李贽的褒奖与赞扬，使公安三袁，特别是袁宏道逐渐走到晚明大舞台的聚光灯下，进而举起了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袁宏道与李贽一样，也是一个生性闲散适意的人，最不愿受到束缚，毕生都在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他一生只有短短的四十余年，虽然在二十四岁时就考中进士，但是却始终无意于仕途，曾三次为官、三次弃官，他热衷于访师求学，游历山川，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曾说“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将生命的意义从简单的生死中抽离出来，赋情于山水。就是在这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更为膨胀，并开创了其重要的文学理论“性灵说”。
袁宏道的“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童心说”提倡文学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受此影响，“性灵说”提出文学创作要“任性而发”，要表达人的喜怒哀乐、情爱欲望的“至情”，也就是说要表达人的真感情、真性情。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文以载道”，撰写诗文的首要义务是载道明志，倡言礼法，以有益于教化，虽不反对抒情，却要求所发之情不越出“理”的范围。但袁宏道主张文学创作不依托于“理”，不必遵循传统礼法，而是可以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真实情感，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他还特别推崇民歌小说，重视通俗文化，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最能表达人们的真情实感。袁宏道认为，性灵还是一种“得之自然”的天然真趣。他举例说，童子的自然童心还未泯灭，因此是最有生趣的；那些没有受过、或者不愿接受正统教化的所谓品格卑下的“愚”“不肖”之人，他们只知道追求酒足饭饱、声色犬马，以至于率性而行，无所忌惮，不指望任何官方道德的美誉，这也是一种“趣”；相反，那些讲学问做大官的人，脑子里全是纲常伦理、忠孝节义，被“理”束缚得愈深，他们离“趣”也就愈远。所以，保持人性的纯真和活泼是首要的，真实流露的人性、情欲，即使低俗肤浅，也比在礼教压抑下形成的虚假伪善要真切可爱。在此基础上，袁宏道推倒纲常名教的“天理”，把顺乎人性之自然情欲作为“理”，从而完成了“理在情内”的情理观。
与兄长相比，袁中道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真实抒发情感的性情中人。世人读到袁中道的作品，每每被文中的情愫牵动心怀，不能自已，可谓是“至情之语”。袁中道与其兄一样，生性闲散，不愿受约束。更有甚者，袁中道与晚明的许多文人一样，纵情于酒色。晚年时，他还纳了一位年方十六的侍妾，宠爱有加。一年之后侍妾病故，他依旧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欲，和身边的婢女关系暧昧，有了私情。为了这事，袁中道还写信给友人，反省自己有纵欲的倾向。不仅贪恋女色，袁中道还喜好男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就说自己一见到妖冶的娈童，就禁不住心旌摇曳，情欲蠢动。他也喜欢饮酒，酒后纵欲也更加厉害，这使得他的身体不好，他清楚地意识到饮酒纵欲对身体的伤害，因此也经常自我警惕，但是却常常管不住自己。
袁中道就是这样一个任情率性之人，他对男女情欲的追求不仅通过诗文创作来抒发，还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在两性关系的观念上，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很深，直接承袭了李贽关于男女平等、男女智慧才略无别的思想。袁中道有个姐姐，排行第二，出生在大哥宗道与二哥宏道之间，对他这个年少失母的小弟弟最为怜爱。而他的这个姐姐品行高洁，聪慧过人，对人生也有一些超脱的看法，袁中道非常敬佩他的姐姐，他曾感慨说，以姐姐的“德性智慧才略”，若身为男儿，考取功名、文章学术等成就，哪里会在两位哥哥之下？只可惜“泯泯闺阁”淹没了姐姐的才华。推而广之，袁中道对广大妇女的社会处境都表达了同情，对女性的才华无法得到施展感到惋惜，这与李贽的妇女观有颇多相通之处。
袁中道对于夫妻关系也有新的看法，他认为真情是夫妻关系的基础，正因为真爱是婚姻的基础，所以提倡丈夫不该把妻妾视为自己拥有的物件，而应该尊敬爱护她们，与妻妾要有深厚情感的交流；而妻妾对丈夫也不应该只是出于对“夫为妻纲”等礼法规范的遵循，一味顺从丈夫。在丈夫去世后妇女守节的问题上，袁中道也反对用“理”、用道德规约来桎梏人性，提倡发自“情”的守节。晚明时有个名妓叫陈雪筝，色艺双绝，阅人无数，对人情世故应该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体认。后来她从良嫁人，过起了新的生活。丈夫死后，她坚持守节不改嫁，这让袁中道十分叹服。因为在他看来，大家闺秀守节，经常是迫于压力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使然；陈雪筝是妓女出身，传统礼教那套“理”对她不起作用，守节不会有人赞誉她，失贞也不会有人批评她，因此，她的守节，袁中道认为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情的流露，是最了不起的。这和冯梦龙对守节的看法颇相似，但袁中道进而认为陈雪筝这种无视世俗毁誉的守节，已经达到了精神超升的境界，由真情而“入道”了。也就是说，这种顺乎真情就是一种“道”、一种“理”，理包融于情中。
袁氏兄弟的情理观与李贽的思想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表现出要求解除一切对人的情感的束缚的时代特征。他们对自然之性、对真情的追求一扫晚明文坛陈腐的气息，士人的心灵像被洗涤了一样，开始崇真尚情，有力地冲击了在他们眼中全是虚假和伪善的理学道德氛围和各种正统礼法观念，将复真心、做真人、说真话、发真情的个性解放精神推向高潮。
晚明是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期，正好留下了一段道德观念的空隙，唯情主义的新情理观趁势而起。李贽的任性与激情、汤显祖的有情与至情、冯梦龙的情真与情教、袁氏兄弟的性灵与真情，编织出一个梦幻般的“有情之天下”，影响并带动了一批士人，成为普遍流行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构成了对旧的礼教束缚的巨大冲击。士人们放弃了对道德完善的理性追求，回归到鲜活灵动的个性生活与真挚动人的感情世界中来。他们注重生活，崇尚自然，追求审美意趣，体认自我价值，充分释放着自己的个性，这汇聚成为一场蔚为壮阔的感性启蒙的时代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