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职令发表的当天，老虎尾巴先后有二十多人到访，简直是节日的盛会。只是没有节日的气氛，大家感到压抑，烦躁，愤愤不平。他们或以言辞，或以静默，探询屋主人的态度——
怎么办？
平日易怒的鲁迅，此刻却十分坦然，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
对章士钊的为人他总算看透了，因此类似免除他的职务的事情，在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早在“老虎总长”上台的时候，他便这样向许广平陈述自己的判断：“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举止，似是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决无这种手段。”稍后，他还说起过：“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能指望如此典型的官僚做什么好事呢！惟其司法才不懂法，惟其司法才敢于渎法。比起身受凌迟或死于无声的改革者，他想，罢官的结局未必就算坏。而且他觉得，自己做官也实在太不像官了。一个叛逆者，倘置身于官场中而又可以相安无事，怕也很难说得过去的吧！那么反过来，从官方的立场看，把自己开除出去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只是对章士钊的骄横态度，总存那么一点报复之意，不能释然于怀。
但是，老朋友们都为他感到焦急，认为有必要尽快采取行动。
8月15日、17日两晚，许寿裳和齐寿山分别招饮于中央公园，力主上诉，据理批驳。而促使他决心提出诉讼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三味书屋时的“小寿先生”寿洙邻。这时，他在平政院任法官，自然深明此中的利弊。16日，鲁迅同他两人在有关诉讼的具体问题上交换了意见。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什么法律条文都不过是一堆破纸。然而，既然官方要利用它装点门面，自己又何妨利用它一回？不久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想到自己即将使用这类对付“遗老”的方法对付章士钊，他不觉暗自好笑。
总之，不能让老虎总长和大小伥鬼太高兴。周处也好，武松也好，这一回是做定了！
尚钺来访的时候，他正在草拟起诉书。
看见尚钺进来，他放下笔，转身笑道：“老虎没有办法：下了冷口。”
“我已经知道了，”尚钺想到他的生活负担，担心地问，“先生，您打算怎样？”
“起诉。”他说得很平静，但刚说完就笑了。
尚钺随手在烟筒中拿起一支烟，问：“找哪个律师呢？”
“律师？”他也拿起一支烟，顺手燃着，把火柴递给尚钺，“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至于生存的权利，还得自己急取才行。”尚钺燃着烟，抽了几口，觉得烟味与他平常用的两样，一看原来是海军牌，便问：“丢了官应该抽坏烟了，为什么还买这贵烟？”
“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贵烟，”他看了看手中的烟卷，笑着说，“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对付它的精力也就来了。”
谈起罢官的内幕时，他把别人抄写的章士钊撤除他的职务的命令给尚钺看，说：“这事情已经酝酿很久的了，我不理会他，看他有什么花头。结果，他不得不撕破脸皮来这一着。”
最后说到起诉，他说，只好换一种幽默点的斗争方式了。自然这是被迫的。当尚钺在一边仍为章士钊的倒行逆施感到愤慨，滔滔不绝地言说时，他笑着轻轻地加了两个字：
“所以。”
免除鲁迅的佥事职务，在教育部中反应不一。
除了个别帮凶，作为上峰的指示，总是有那么一小批小爬虫、应声虫之类为之辩护。但是部里的大多数人，所持的还是反对的态度。他管的是社会教育司的事，干涉得了教育部对女师大的处置吗？如果说他不称职，何以十四年来都是称职的？如果称职，又为何要免去呢？然而，真正站出来说话的并不多。中国多的是腹诽。
反对最激烈的是许寿裳。由于与杨荫榆是前后任的关系，对于女师大风潮，原先是不愿与闻的，及至章士钊将鲁迅撤职，他就不能熟视无睹了。尤其不堪忍受的是，不但在解散学校的呈文中肆意诬蔑女性，且在22日武装接收女师大事件中，大打出手，凶险至极。8月24日，他亲自草拟了《反对章士钊的宣言》，与教育部视学齐寿山联名发表。
《宣言》历述章士钊与杨荫榆朋比固位，利己营私，潜构密谋，毁灭学校的罪恶，还特意揭发他毁坏法律，率意妄行，免除鲁迅职务一事，为鲁迅作了严正的辩护。《宣言》说：“昔者以杨荫榆之党己也，不惜解散学校，荒数百人之学业以循之；今以周君之异己也，又不惜秘密发纵以除去之。视部员如家奴，以私意为进退，虽在专制时代，黑暗当不至是。”最后，他们宣布说：“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
许寿裳还特意抄了一份，专送章士钊过目。对于这种叛逆性举动，政府当然是不能宽容的。紧跟着，他们也一齐被免职了。
让朋友为自己做出牺牲，鲁迅不免歉然，但也确乎以此自慰。二十余年，曾经沧海，忧患何许？总算有可以同舟共济者在！
由于权力的无所不至，中国的知识阶级总是试图染指政治。而一旦当政以后，他们的手段，是决不下于纯粹的政客者流的。章士钊曾经是个被人称赞为“壮志毅魂，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湖”的人物。他主编过《苏报》，宣传孙中山的理论主张，后同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联络会党、筹备起义的工作。1905年留日，继而转学英国，归国后任总统府常年顾问。宋教仁被暗杀后，他先后潜向上海，逃到日本，在黄兴的资助下创办了《甲寅》杂志，用秋桐的笔名，发表了不少反对帝制、提倡法制的文章，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
曾几何时，他就和友人陈独秀分道扬镳了。正当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为创立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奔走的时候，他充当了段祺瑞的谋士。段祺瑞之称为“执政”，就是章士钊把古罗马执政的名号移植过来的。1924年，他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重办《甲寅》。这时，改为周刊的《甲寅》，已经沦为段祺瑞政府的喉舌，不复是先前的面貌了。
章士钊先后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在白话创作相对冷落的时候，步《学衡》后尘，向新文化营垒发动攻击。
以他的这种顽固态度，在大权在握的时候，可想而知不会轻易放过作为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捍卫者的鲁迅。他免除鲁迅的职务，除了鲁迅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反对他的党羽杨荫榆以外，与发表《青年必读书》等极其激烈的反复古言论是不无关系的。
对于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的反攻，胡适、吴稚晖、成仿吾等都曾著文予以狙击，但是大都局限在文言文和白话文孰优孰劣的火力圈内。鲁迅立论不同，虽然驳文只写了两篇，攻势却是凌厉的。
文言的命运其实早已不判自明，“丢官”之前，鲁迅给钱玄同写信谈及《甲寅》时，便指出：“此辈已经不值得驳诘。”而他终于驳诘者，则是从思想斗争史的角度出发，把章士钊当成反动保守的典型加以掊击的，因此，意义也就远远超出了文学论争的范围。
在这里，鲁迅再次表现出他的出色的讽刺和论战才能。在《答KS君》里，只需从章士钊文中随意剔出两个庞杂不通，陋弱可哂的例子，便立即把自诩为古文大家的一副尊容给毁坏了。现在还有什么“文白之争”呢？他下结论说：“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于是，胡适们的结论成了他的起点。他继而揭露《甲寅》作为“广告性的半官报”的性质，指出这些躲在社会的暗角落里竞相攀附的“灰色的人们”，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归趋的。《十四年的“读经”》对于章士钊主张读经的批判，也比论坛上某些激进的议论，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更进一层。他指出，所谓“读经”也不过是“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而已。什么读经可以救国的宏论，全都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些封建卫道者，是衰老国度的“大嚼细胞”，必须把它们扑灭，才可以免于灭亡。
他说：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唯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鲁迅把具体问题的论辩同心理文化的剖析结合起来，犀利，深刻，堪称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强酸剂”。
11月。北京又刮起了一场大风暴。
工人学生数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斗争矛头直指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游行队伍最先冲往段祺瑞私邸，继而怒毁章士钊、朱琛、刘百昭等人的住宅，放火焚烧晨报馆。在群众斗争的冲击下，段祺瑞及其卵翼下的一伙纷纷逃匿……
国立女子大学当局和部分职员以为“革命”来了，便也随之溃逃。女师大方面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在女子大学学生的配合之下，举行复校运动。
11月30日下午，鲁迅同女师大师生一百多人一起步行返回石驸马大街。学生们沿途举着校旗，摇着小旗，上书“女师大万岁”、“公理战胜”、“胜利归来”等标语，于傍晚7时到校。这时，守卫在门口的军警上前拦阻，学生就把墨汁泼向他们身上，又乘势将章士钊亲笔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的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然后闯进学校。
第二天，女师大举行招待会，向各界报告复校经过。鲁迅出席会议，并且讲了话。会后，全体拍照纪念，一些学生骨干分子集在一起，另外合照一张，请鲁迅题词。他写了近百字，题作“偕行”。文中引用两句古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流露了胜利的喜悦。
1月13日，校务维持会主席易培基正式就任校长职，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校长民选”的先例。女师大全体师生及各校校长和学生代表共五百余人，聚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
大会由许寿裳主持，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和学生自治会，致词表示欢迎。
“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鲁迅回顾了女师大的斗争历程，在肯定维持会的重大作用之后，宣布自行解散。他接着说：“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走向光明之路的开始。为什么呢？刚才说过，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达到的创举……”
从此，鲁迅除了仍旧担任教授以外，不再兼任任何职务，包括校内各种委员会都不参加。当学校处于危难中的时候，他率先向黑暗势力做斗争；到了复校以后，一切开始转入正轨，他就退居原来的位置。
胜利联翩而至。
紧接女师大复校之后，1月16日，教育部发布“复职令”。2月23日，平政院通过了鲁迅的议案。次日晚间，鲁迅便收到寿沫邻寄来的“完全胜利”的消息。
至此，他也该感到疲乏了吧？也该不再如先前那般的好斗了吧？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脾气，他确乎可以停顿一下，甚或在胜利中陶醉一些时。但是他不能，他觉得有许多工作在等着做，而工作本身就是斗争。你认为，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蛆虫打扫干净了吗？
女师大虽然已经迁回原址，但是教育界中一批生性趋附的人物并不甘心，处心积虑实行颠覆活动。
1925年12月14日，女子大学在撷英番菜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所谓“名流”，多系北大教授、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他们在饭局里产生“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又从这会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并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称将把女师大教职员“投畀豺虎”，“屏诸席外”。在他们的挑唆下，女大学生一度占据校舍，与女师大学生发生严重的冲突。
这时，陈西滢又陆续地说起“闲话”来了。
他说：“女师大应当不应当解散，现在应当不应当恢复，是一个很可讨论的问题。”又说：“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还连连发问道：“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中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鲁迅答道：就算女师大的学生“被迫胁到只剩下一个或不剩一个”，也还是要“维持”。目的呢？他便借了陈西滢的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12月间，他一连写了《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文，狠狠地回击了那些“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
至于章士钊总长，这时已经变成死老虎了，鲁迅也仍然扭打不舍。
胜利者没有胜利，只有进击。1926年，他又写下《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等文，甚至将几年前所写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再行发表，简直要使章士钊永远抬不起头来，更不必说牙爪。
这才叫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