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
“五卅”以后，女师大风潮明显地带上政治斗争的性质。既然它已经不复是围墙之内的杯水风波，就必须承受来自政权方面的压力，从训令，直到枪杀。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杨荫榆暗中制订了一个毁灭女师大的计划。7月30日，她派人趁住校学生半夜睡熟之际，张贴解散学生自治会的布告；次日，又以防止外校男生来校援助为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派保安警察入校。
8月1日清晨。风云突变。杨荫榆偕同巡官傅家臻，带领武装军警一百余人包围了女师大，继而蜂拥入校，把守要道，截断电线，停止伙食，封锁校门。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拒不从命，带领学生进行坚决的反抗。下午4时，大雨如注。杨荫榆指使警察实行强制性行动，于驱逐殴打间，有十多个学生受伤仆倒在泥水之中。正在相持之际，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势不妙，偷偷逃窜而去，而警戒线并未解除。晚间，被围困的学生只好隔着铁门，与自己的亲人相对饮泣……
为了堵塞杨荫榆之流散布的“男女学生混杂”的流言，三十多个学生一致请求教师到校值夜，替她们作证。
当天下午，许寿裳到西三条看鲁迅，知道他上午到保和殿检书受了风寒，胃病复发了。坐下以后，许寿裳叙说了上午校内发生的情况，他听了十分气愤。他认为，作为教师，在学生处境艰难的时刻，有必要出面救助他们。许寿裳见他身体不好，劝他不必到校，他谢绝了。
爱与复仇/地火人间鲁迅（上）学生的安全问题，显然要比个人的疾病之类要严重得多，在学生焦灼的期待里，鲁迅果然来了。在教务处，他同许寿裳等一起，度过了一个森严、混乱、萧索的长宵……
8月3日，杨荫榆在《京报》刊登《女师大启事》，声称：“报纸所载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及学生受伤停止食茶饮水等情全属子虚。”次日又登出《杨荫榆启事》，说“住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警察保护”，百般进行抵赖。
女师大学生自治会随即发表《紧要启事》，针锋相对地予以揭露。
这时候，鲁迅写了《流言和谎话》一文，通过三个启事的比较，结合“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的情况，充分发挥事实本身的雄辩力量，证明“武装入校”完全是有预谋的行动。接着，他又写了《女校长的男女的梦》，拆穿杨荫榆反诬的老手段。文章最后说：“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笔锋没有停留在杨荫榆个人身上，看来，他是决心与一个更为庞大的集团为敌了。
有小道消息说，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呈请停办女师大。女师大学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拒绝解散令，发布“驱章宣言”，组织成立校务维持会。自治会发出传单，声讨“摧残教育的蟊贼帝国主义的走狗章士钊”。
权力畅行无阻。果然，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停办女师大令”，同时决定在女师大原址另行筹办国立女子大学。
这项反动措施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强大的。代表九十八校的学生联合会，在报上公布章士钊“摧残教育，禁止爱国”，“以数千女同学为牺牲”的罪恶；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
正当女师大学生秣马厉兵、背水一战的时候，章士钊秘密呈请段祺瑞，撤除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8月14日，免职令正式发表了。
枪打出头鸟。惩治领袖人物或骨干分子，是历代统治者消弭民众运动的惯伎。或许，这种非常措施也能成为一种助燃剂，但是它的威慑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对于鲁迅，失去一个官衔根本算不了什么，顶多几文俸钱还有一点吸引力。官吏生涯已经够长的了，应当结束了。以后尽可以多做事：教书，写作，反正都可以的，虽然不见得一定惬意。惬意的地方都不在人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人却偏要苦恋这个多难的世界！
现在，面对的是暴君、酷吏、小人，他们的联合阵线足够使他的精力消耗殆尽。但是，他不会放弃这场战争。他爱对头。他知道得很清楚：无论对章士钊或者他自己，斗争都不是私人问题。就说罢官，也不过是大规模的镇压计划中的一个小小附件而已。
女师大的存废成了斗争的焦点。
笔是不能放下的，因为它还有用，然而只凭一支笔是不够的，因为对付的不仅仅是几个流言家，而是以物质作甲胄和武器的大小独裁者。是的，必须继续揭露他们，必须赢得社会舆论的最广泛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使学校的师生坚持下来，尤其是教师队伍。不要使学生失去了精神依靠，要保护她们，只要保护了她们就是保护了学校。总之，女师大一定不能解散！章士钊说解散就可以解散吗？权力这东西真的可以藐视一切支配一切？……事情不是这样，至少他不愿意这样。
在章士钊这一面，当然要竭尽全力使计划付诸实现。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在武装巡警的保护下，率部员十余人来到女师大，奉命强行接收。
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双方发生了冲突。女师大学生七人受伤，各团体代表十四人被捕，刘百昭乘机逃出现场。翌日，他又率领军警羽党逾墙而入，逐处搜查，大肆骚扰，然后退出。他走后，门前的女子大学筹备处的匾额立即被砸毁。手无寸铁的学生，柔弱的青年女性，她们以仅有的力量进行最后的抵抗。
权力者在权力尚未受到根本动摇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他们不容许意志遭到违抗。他们必须成为强者，因为从来就是强者。
22日下午，刘百昭组织了一支混合军进攻女师大。他亲自率领部员、茶役、老妈子数十人，司法巡官马龙骥带领巡警、稳婆等，分两路从正门、侧门呼啸而入。按照刘百昭的命令，这群男女武将每十多人挟持一人，一边殴打凌辱，一边强拖出校。学生一个个披发破衣，呼号挣扎，被捆塞到十余辆汽车内，一起拉到报子街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禁闭起来。这一天，学生受伤多人，重伤两人，失踪七人，是有风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与此同时，章士钊立即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原址改设女子大学，任命曾在上海大同大学镇压学生运动有功的胡敦复为校长，阴谋取而代之。26日，段祺瑞发布由他起草的《整顿学风令》，意在制造恐怖，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京报》、《世界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揭露军阀政府及其教育部的罪行；由北京教育会等五十多个团体发起的爱国运动大同盟也召开了会议，组织临时委员会，议决联络北京所有学校团体联合举行“恢复教育，驱章大示威运动”，动员北京各校一致脱离教育部，通电全国，请求一致否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从此，群众性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涨。
世界是颠倒的。现实是荒诞的。由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以非教育的方式掌管教育，这些都不是可以以常理喻的。在一个连基本人权也无法保障的国度里，还能奢谈什么呢！
鲁迅在报上得悉许广平等人失踪的消息，十分焦急，极力托人向各方打听。原来许广平在动乱中逃出魔掌，径向学生联合会告急去了。
他到医院里看望身受重伤的学生，与北大教员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总之，尽力做他应该做的一切，只是写不出讽刺性的小文章了。愤怒。沉重。没有幽默。现在需要的是战斗的檄文，是奔走，联络，加倍的实际工作！
本来，以他内向的性格是不大适应大场面的，平时也讨厌会议，至于挂什么“头衔”更是为他所憎恶的了。至今，对所有这些，他都变得突然热爱了起来。他需要了解一切，同时也需要付出一切。付出成了内在的需要，只要能够打破章士钊的计划，要他付出什么都行。8月13日，他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至月底为止，先后十多次赴会商议大小事务，平均两天一次，工作是十分紧张的。
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把被摧毁的学校重建起来！
维持会成了大家的头脑。在不足一个月的时候内，鲁迅和其他委员一起，协同做了大量的工作：开辟新校址，设立临时办事处，通函各地在籍学生返京，动员教员义务授课，募捐经费，为复课铺平道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迅的肺病复发了。
生活在艰难时世，作为一个文化人，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责任。写作，编辑，讲课，诉讼，开会……以他的带病之躯，怎么可能做这样的超负荷运转呢？没法子，只好再承受一份额外的工作：看病和吃药。
从病发的一天开始，至翌年一月，往山本医院凡二十三次，计四个多月。在这期间，他不但不为自己争得一个歇息机会，反而加大了工作量。这是怎样一个非常的时候呵！静心疗养，那是阔人们的事情。单就教学方面说，他便主动提出将自己在女师大的任课量增加一倍。此外，又承诺到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讲课。黎明中学成立于五卅运动中，是由北京、天津、通州、烟台等地从教会学校自动退学的学生自费筹办的。它并不为教育当局所承认，京师警察厅也曾对它多方刁难，处境十分艰困。大中公学创办于1924年，由蔡元培兼任校长。“大中”的原意是扩大孙中山主义在北方的影响，被政府视为“危险学校”，五卅运动后与北大“沪案后援会”建立的五卅学校合并。这两所学校，都是被压迫摧残的学校。他甘愿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心力，饲这样一大群遍身野气的青年。一面严肃地病着，一面严肃地工作，在同事和学生面前，他绝口不提生病的事情。
在维持会的主持下，女师大在宗帽胡同租了一些民房作为临时校舍，与教育部的“国立女子大学”分庭抗礼。
9月21日，女师大与北京各高校同时开学。上午9时举行开学典礼，教员、学生和社会各团体代表、学生家长、保证人等共二百多人出席。鲁迅、许寿裳都在会上讲了话。
鲁迅的话总有一种力量。他说：
“我不是专门当教员，是做官的。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只要看今天有这许多的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