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牡丹玩赏风习与唐代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由长安转移至洛阳，人们对于牡丹的热情更加高涨，牡丹玩赏活动趋于大众化、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北宋宫廷礼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对于牡丹的关注上升到学术和思想的高度。可以说，北宋是牡丹玩赏活动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牡丹文化的丰富期。南宋偏安江南，牡丹主产区沦入异族之手，故南宋人的牡丹玩赏远不如北宋之盛，然南宋人于牡丹玩赏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定民族文化心理，却特别值得我们去理解和体认。可以说，南宋是牡丹玩赏活动的衰变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牡丹文化的深化期。
作为一种观赏型花卉，牡丹在北宋的栽培和玩赏主要集中在洛阳，其次则开封皇家园林有之，再次则浙江一带有之。除此之外，陈州、彭州也开始培植观赏型牡丹，其中陈州牡丹北宋时已相当知名，彭州至南宋时更取代洛阳成为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与此相反，作为唐代政治中心的长安，由于地缘因素，经济、文化急剧衰落，其牡丹由此而不再知名。
一、洛阳
洛阳牡丹在唐代已知名，但不及长安之盛。晚唐昭宗以后，迁都洛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即东移。北宋定都开封，而以洛阳为西京。北宋中前期，洛阳牡丹盛极一时。
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天下之第一也。
牡丹非生长于洛阳一地，但洛阳牡丹之较其他地方远为著名，除其气候条件适合于牡丹生长外，更多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洛阳一直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晚唐五代以后，更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这里商业繁荣，城市发达，文化娱乐极为兴盛。洛阳素为人文荟萃之地，北宋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曾在这里做官或长期居住，他们或向宫中贡入牡丹取悦于人主（如李迪、钱惟演）；或召集牡丹花会（北宋时洛阳有万花会），与士民同乐；或自己侍弄花草，怡情养性（邵雍、司马光等许多文化名人皆有此举，《洛阳名园记》、《邵氏闻见录》等备载之）；或关注爱花民俗，为牡丹制谱作记（欧阳修首著《洛阳牡丹记》，其次有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人制作花谱成风，其他地区不仅有牡丹谱，且梅、兰、菊、芍药等皆有谱）。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活动，使洛阳牡丹玩赏之风习迈越唐代之长安而达到了极其繁盛的境地。
二、开封
开封为北宋首都，为便于皇室成员观赏牡丹，皇家园林如金明池、琼林苑等处皆有种植。北宋开封皇家园林牡丹栽培与观赏之情形，在宋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记载。
宋王巩《闻见近录》云：
太祖一日幸后苑，观牡丹。
宋孔平仲《谈苑》载：
赏花钓鱼，三馆唯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载：
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
宋程俱《麟台故事》载：
仁宗每著歌诗，间令辅臣、宗室、两制、馆阁官属继和。天圣四年四月乙卯，内出后苑《双头牡丹芍药花图》以示辅臣，仍令馆阁官为诗赋以献。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载：
洛阳牡丹号冠海内。欧阳文忠公有谱言之备然。吾狂病未得时，尝侍鲁公，入应宣召延福宫赏花内宴，私窃谓海内之至极者也。……吾又见二（疑作“贡”）父言，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
宋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载：
上于后苑曲燕，步于槛中，自剪牡丹两朵，召公亲戴。有中贵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选赐相公，已于别从择下花，请相公躬进。公乃取花，因酌酒一卮同献。上大喜，引满，以杯示公，从臣皆荣公。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驾方幸琼林苑，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大门牙道皆古松怪柏，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诸军出郊合教阵队。
开封皇家园林牡丹之栽培与观赏，从太祖一直延续至徽宗；其形式则包括观赏、吟咏、赏赐臣僚等。其中，赏花钓鱼更是北宋时期一种制度化的牡丹玩赏活动，本章将对此作专门论述。但由于开封无栽培牡丹传统，其牡丹栽培与玩赏之范围和兴盛程度较之洛阳远为逊色。
三、杭州
杭州牡丹，自中唐开元寺僧惠澄移植，白居易、徐凝、张祜等人题品之后，即已知名，五代及北宋时牡丹犹盛。宋初释仲休尝著有《越中牡丹花品》，序云：
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绝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丙戌岁八月十五日移花日序。
据仲休所记，则在北宋之初，越人对于牡丹之好尚，不亚于唐时之长安及北宋之洛阳也。
又苏轼有《惜花》诗（吉祥寺中锦千堆）自注云：
钱塘吉祥花为第一。壬子（1072）清明赏会最盛，金盘彩蓝以献于坐者五十三人。夜归沙河塘上，观者如山。尔后无复继者。今年，诸家园圃花亦极盛，而龙兴僧房一丛尤奇。
苏轼熙宁年间为杭州通判，亲见杭州吉祥寺牡丹之盛，故有不少篇什咏及。然诚如欧阳修所言“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其兴盛程度亦远逊于洛阳。
除杭州之外，江浙一带广大地区也都有牡丹栽植，如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云：“牡丹自吴越时盛于会稽，剡人尤好植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欧阳文忠公初官洛阳，遂谱牡丹。其后赵郡李述，著《庆历花品》，以叙吴中之盛……”范成大《吴郡志》载：“苏州朱勔家圃在阊门，植牡丹数千本。”龚明之《中吴纪闻》亦云：“（朱勔）盘门内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王十朋《会稽三赋·风俗赋》云：“甲第名园，奇葩异香，牡丹如洛。”又，王禹偁有《长洲种牡丹》（长洲在今苏州）；吕夷简有《西溪看牡丹》，范仲淹有《西溪见牡丹》，两者为前后唱和之作，系吕、范先后任职海陵（今泰州）西溪盐场时所作；范仲淹又有《和葛宏寺丞接花歌》，作于江南；梅尧臣有《牡丹》，诗云“洛阳牡丹名品多，自谓天下无人过。及来江南花亦好，绛紫千红如舞娥”；邱濬有《仪真太守召看牡丹》（仪真即今江苏仪征）；张方平有《两浙张兵部秋日牡丹诗次韵》；苏轼有《常州太平寺观牡丹》；李纲有《黟歙道中士人献牡丹千叶面有盈尺者为赋此诗》。陈与义《牡丹》有“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杨万里《咏绩溪道中牡丹二种》咏及绩溪“丝头粉红”、“重台九心淡紫”两种名贵牡丹。综上所引，可知两宋时期江南一带牡丹栽培已相当普遍。
四、陈州
宋张邦基《陈州牡丹记》云：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围幛，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首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他时复来索此品，何以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明年花开，果如旧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据张氏所言，陈州牡丹是否超过洛阳，不得而知，但其种植之普遍、品种之特异、赏花之情状确实非同一般。其花农称为“园户”，种植“动以顷计”，可知其为养花专业户，则陈州园艺业之发达于此可见。张氏所记，已是北宋末年的情形，他所参照的花谱（似即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也问世较早，所反映的并非极盛时期洛阳牡丹栽培玩赏的情况。欧阳修自己在诗中也曾感慨道：“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洛阳牡丹图》）又，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欧公作花品，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然思公花品无闻于世。宋次道《河南志》于欧公花品后又增二十余名，张峋撰谱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颜色容状，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访于老圃，得种接养护之法，各载于图后，最为详备。韩玉汝为序之而传于世。大观政和以来，花之变态，又在峋所谱之外者。而时无人谱而图之。”因此，张氏所谓“洛阳牡丹之品……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于北宋末或为实录，于整个北宋来看，其栽培与玩赏应远逊于洛阳。
五、彭州
宋陆游《天彭牡丹谱》云：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至。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由沙桥至堋口，崇宁之间，亦多佳品。自城东抵濛阳，则绝少矣。
据陆游的记载，彭州牡丹初盛于僧院，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及玩赏，但牡丹种植尚不普遍，牡丹院之牡丹一衰，牡丹玩赏之风即歇；至徽宗崇宁、宣和间，一些专事花卉艺植者从洛阳引种至天彭，从而掀起了牡丹栽培及商贸活动的热潮，使“天彭之花，遂冠两川”。
六、益州
宋张唐英《蜀梼杌》载：
后蜀广政五年……三月，宴后苑，赏瑞牡丹，其花双开者十，黄者三，白者三，红白相间者四。从官皆赋诗。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瑞牡丹”条云：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枢密直学士任公中正张筵赏花于大慈精舍，时有州民王氏献一合欢牡丹，任公即图之。时士庶观者阗咽竟日。
从以上两则材料可知，五代时期益州即已种植并玩赏牡丹。
以上所列，是北宋比较著名的牡丹栽培与玩赏之地，其他地方，比如大多数适宜牡丹生长的地区，如同州、常州、鄜州、安州、海陵、永阳等，也都或多或少地种植过牡丹，但规模都比较小，未产生重大影响。而洛阳之牡丹为天下第一，则是宋人共识。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陈师道《后山丛谈》云“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耳”；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云“洛阳牡丹号冠海内”；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云“今洛阳牡丹遂为天下第一”；陆游《天彭牡丹谱》云“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云“天下第一：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此谓天下第一，不仅仅是就牡丹的种植规模和品种多寡，更重要的是就其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和士民好尚而言的。洛阳牡丹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能达到天下第一，除了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北宋之后，洛阳陷入异族之手长达二百四十年之久，其间洛阳的经济、文化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摧残，洛阳牡丹亦因之而凋敝，沉落不振。这显示出牡丹之栽培与玩赏风习，与时世之变迁关系极为密切。此是后话，暂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