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次年攻陷两京。安禄山死后，其手下部将史思明继续与唐军作战，至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才被平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对王室、两京乃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对于刚刚兴起不久的牡丹玩赏活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宫廷牡丹玩赏风习几经起伏而终趋式微；宫廷以外的牡丹玩赏活动则日趋活跃。
一、中晚唐宫廷牡丹玩赏活动略述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衰颓，藩镇割据、朝中党争、宦官专权使皇室和宫廷几乎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中唐以后，牡丹玩赏活动仍然是宫廷内部一项重要的娱乐休闲活动，皇家园囿之牡丹种植仍颇具规模，但牡丹赏花之心态，已较开元、天宝之际有很大不同。
中唐以后皇家园囿牡丹种植情况，从舒元舆《牡丹赋》可略见一斑。赋云：
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晓驱。动荡支节，如解凝结。百脉融畅，气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将愤泄。涉色披开，照耀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者如舞，侧者如跌。亚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织，疏者如缺；鲜者如濯，惨者如别。初胧胧而上下，次鲜鲜而重叠。锦衾相覆，绣帐连接。晴笼昼薰，宿露宵裛。或灼灼腾秀，或亭亭露奇。或飐然如招，或俨然如思。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垂然如缒，或烂然如披。或迎日拥砌，或照影临池。或山鸡已驯，或威凤将飞。其态万万，胡可立辨。不窥天府，熟得而见。乍疑孙武来此教战，其战谓何？摇摇纤柯，玉栏风满，流霞成波，历阶重台，万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颜已酡；角衔红，争颦翠娥。灼灼夭夭，逶逶迤迤，汉宫三千，艳星列河。我见其少，孰云其多。
据笔者考证，舒元舆《牡丹赋》应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暮春（详后），此赋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对皇家园囿中牡丹园花开时节盛丽之状进行了描写，言辞虽不免夸张，但仍可从中窥见宫廷牡丹种植之盛况。唯宫廷牡丹玩赏之心态，因时势之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以下几则材料可以作为佐证。
唐苏鹗《杜阳杂编》载：
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
上（文宗）于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
唐李濬《松窗杂录》载：
大和、开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画得进谒。修己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礼（按，原文失“礼”字，据别本补），以画者流视之。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按，原句当作“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闻之，嗟赏移时。杨妃方恃恩宠，上笑谓贤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宋钱易《南部新书·丁》载：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怜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蜃壁之上。太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书，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
以上四则材料分别记穆宗、文宗赏牡丹之情状。穆宗、文宗虽有玩赏牡丹之事，但远非昔日之繁盛荣耀可比，如穆宗之赏牡丹，唯叹以“人间未有”，文宗于内殿赏花，却思及宫外赏花盛况，可见此时宫廷赏花渐与外界隔绝，非复昔日之气象。更令人心痛的是，文宗经历甘露之变后，心情极为沉痛。在甘露之变中，以李训、郑注为首的政治集团拟设计诛杀宦官，结果因内部矛盾，反遭宦官屠戮，舒元舆时任宰相，在事变中惨遭杀害，文宗亦因之而形同囚徒。在此种情境之下，其观赏牡丹而不觉讽诵起舒元舆《牡丹赋》，因花及文，因文思人，其情其景相当惨然，哪里还有半点盛唐时代玩赏牡丹时的气象？文宗以后，笔记小说便几乎没有记及其他帝王玩赏牡丹之事者了。这表明唐代宫廷牡丹玩赏之风习，由于政治之变乱与国势之衰微，也渐渐走向式微了。
二、宫廷以外牡丹玩赏风习
安史之乱使皇室及宫廷娱乐文化饱受摧残，却客观上促进了宫廷娱乐文化向民间的流传。由初盛唐宫廷文化培植起来的牡丹玩赏风习并没有因皇室、宫廷的衰微而趋于消歇，相反，牡丹玩赏之风开始走出宫廷，走向民间和市井，成为广大市民和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亦由宫廷转移到民间和市井。
舒元舆《牡丹赋》序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预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这篇赋序大致勾勒出了唐代（盛、中唐）牡丹之栽培与玩赏风习由宫廷而官署，由士庶之家蔓延至四海之内的过程和盛况。与宫廷牡丹玩赏风习之冷清相比，中唐以后民间牡丹之玩赏活动可谓渐入盛境。
宫廷以外牡丹之栽培与欣赏，主要在两京贵族私第及遍布京城的寺院中进行，其繁盛之状，见载于唐人诗文暨史料笔记小说者，比比皆是。兹就唐人牡丹栽培与玩赏风习形成之时间、玩赏牡丹之地点、人群及活动方式分门备述之。
（一）唐人牡丹栽培与玩赏风习形成时间之推断
唐人牡丹栽培与玩赏风习之形成，直接受到宫廷牡丹玩赏风习之影响，但其兴盛则明显晚于宫廷。唐代宫廷牡丹玩赏风习最盛于明皇朝，其后因政治之变乱与国势之衰微而走向消歇。明皇朝，宫廷以外牡丹栽培与玩赏之风习尚未形成。但明皇向大臣赏赐牡丹，大臣从外地移植牡丹，则为几十年后（严格地讲，当为贞元、元和之际）牡丹玩赏风习之大盛做好了铺垫。开元、天宝之世，宫廷以外之牡丹玩赏尚属难得。宫廷以外牡丹之栽培与玩赏，主要在重臣显宦之家，如前引玄宗赐杨国忠牡丹，国忠变本加厉，使其后园牡丹驾越于皇家园囿之上，则国忠视牡丹为荣宠贵重之物可见一斑。又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
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别本作“嵊”）尝见裴通祭酒说。
这段文字包含如下信息：
第一，裴士淹从汾州众香寺移植白牡丹至京师，植于私第，天宝年间成为都下奇赏。这表明开元、天宝之世牡丹之栽培与玩赏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风气。
第二，其时慈恩寺牡丹虽已成为都下胜赏，但从上文引诗可知牡丹的栽培并不普遍，品种亦相当单一。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争认”二字表明慈恩寺牡丹颇为珍贵，这便暗示牡丹之栽培在长安尚不普遍；后两句言白牡丹之无人争赏，非白牡丹不贵，乃知之者不多。盛唐时期宫内牡丹之栽培技艺虽然已相当高超，如洛人宋单父所种之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沉香亭牡丹“红、紫、浅红、通白者”皆有之，主要以红紫为主，康骈《剧谈录》卷下“慈恩寺牡丹”条云“（牡丹）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可见常人所知之牡丹品种并不丰富。由此可见，开元、天宝之世，牡丹之栽培与玩赏虽已渐兴，但主要尚集中在宫廷或皇家园囿，宫廷以外的民间并不普遍。
肃、代时期，战乱频仍，国力大损，牡丹之栽培与玩赏罕见载籍，唯李益有《牡丹》诗一首云“紫蕊丛开未到家，却教游客赏繁华。始知年少求名处，满眼空中别有花”，可知其时牡丹之栽培与玩赏并未消歇；贞元、元和之世，国力渐渐恢复，呈现中兴之象。安史之乱中，两京凋残，宫中之人与宫内之物大量流散民间，后宫苑囿之牡丹，以及培植牡丹的园艺工亦散布民间。到贞元、元和之世，大量寺院及士庶之家开始普遍种植牡丹。牡丹之种植既多，文人又相与鼓吹唱和，牡丹玩赏之风气在此时遂趋于极盛矣。
（二）中唐以后牡丹栽培与玩赏之地点
1.两京官署和豪贵、士庶之家
早在晋代，京城官署内即已栽植芍药作为公余观赏之用，如《太平御览》卷九九〇所记《晋宫阁名》有“晖章殿前芍药花六畦”之句，当是官员为便于观赏而特意栽植。唐代官署亦有此举。舒元舆《牡丹赋》序云：“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而唐李肇撰《翰林志》则有更加具体的记载：
……虚廊曲壁多画怪石松鹤，北厅之西南小楼，王涯率人为之，院内古槐、松、玉蕊、药树、芾子、木瓜、菴罗、峘山、桃、杏、李、樱桃、紫蔷薇、辛夷、蒲萄、冬青、玫瑰、凌霄、牡丹、山丹、芍药、石竹、紫花、芜菁、青菊、商陆、蜀葵、萱草、紫苑，诸学士至者，杂植其间，殆至繁溢。元和十二年，肇自监察御史入，明年四月改左补阙，依职守中书舍人，张仲素，祠部郎中、知制诰，段文昌改司勋员外郎，杜元颖司门员外，沈传师在焉。
此段文字记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翰林官署艺植之盛，其中便有牡丹、芍药之属。又尉迟偓《中朝故事》云：“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堂候官共十五人，每岁都酿醵钱十五万贯。秋间于坊曲税四区大宅，鳞次相列，取便修装，遍栽花药。至牡丹开日，请四相到其中，并家人亲戚，日迎达官，至暮娱乐，教坊声妓无不来者。”宋钱易《南部新书·丙》云：“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两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属卿而已。”皆表明唐时京师官署内多艺植牡丹也。
与官署牡丹之艺植相表里的，则是豪门望族达官显贵乃至士庶之家在私家园囿中广泛栽植牡丹。盛唐时代，已有豪门望族于私家园囿栽植牡丹，如杨国忠、裴士淹等。中唐以后，豪门望族之栽植牡丹更趋普遍。从唐人诗文作品及史料笔记小说，我们可以列举许多私家园囿之艺植牡丹者：
王建所居宅。王建（字仲初，766—？）有《题所赁宅牡丹花》诗。
王仲周所居宅。武元衡（758—815）有《闻王仲周所居牡丹花发因戏赠》诗。（按，疑王仲周即王建，此二诗有唱和之意，若然，则为同一地点）
裴度绿野堂。裴度（765—839）在文宗大和八年徙东都留守，于洛阳午桥作别墅，创“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诗酒唱和。
令狐楚宅。令狐楚（766—837）《赴东都别牡丹》云：“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又刘禹锡（772—842）有《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云：“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
浑侍中宅。刘禹锡有《浑侍中宅牡丹》诗，白居易（772—846）有《看恽（一作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诗。
唐郎中宅。刘禹锡有《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诗。
牛僧孺思黯南墅。刘禹锡有《思黯南墅赏牡丹》诗。牛僧孺，字思黯。
元稹宅。元稹（779—831）《和乐天秋题牡丹丛》诗云“敝宅艳山卉，别来长叹息”；又有《牡丹二首》、《酬胡三凭人问牡丹》、《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诸诗，当皆就其自家园中牡丹言。又白居易有《秋题牡丹丛》、《微之宅残牡丹》诗，亦为元稹宅牡丹而发。
白居易宅。白居易有《移牡丹栽》、《惜牡丹花二首》等诗，可见白居易亦曾在自家园中栽植牡丹。
钱学士（钱徽）宅。白居易《和钱学士牡丹》（一题《白牡丹和钱学士作》）诗云：“惟有钱学士，尽日绕丛行。怜此皓然质，无人自芳馨。众嫌我独赏，移植在中庭。”可见钱学士亦曾在自家庭院栽植牡丹。按，此钱学士乃钱徽。钱徽（755—829），字蔚章，钱起之子，贞元初登进士第，元和三年八月为翰林学士，大和三年正月卒。与当时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唱酬频繁，与白居易关系尤为密切。
李德裕平泉山庄。李德裕（787—850）有《牡丹赋》。开成元年（836）德裕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平泉别墅，其间曾著有《平泉花木记》，后又有《牡丹赋》，作于会昌元年（841）三月间。
鲜于少府宅。李端（大历五年进士，与钱起、卢纶、吉中孚诸人并称“大历十才子”）有《鲜于少府宅木芍药》诗。
王郎中宅。姚合（781—846）有《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诗。
牛尊师宅。段成式（？—863）有《牛尊师宅看牡丹》诗。
以上是据《全唐诗》所载中唐以后京师私家园囿牡丹栽植情况。
又，唐宋笔记小说亦多载唐人私家园囿多植牡丹者：
刘相国宅（文宗朝朔方节度使李进贤旧第）。唐康骈《剧谈录》卷下“刘相国宅”条云：“通义坊刘相国宅，……属牡丹盛开，因以赏花为名，及期而往。厅事备陈饮馔，宴席之间，已非寻常。举杯数巡，复引众宾归内，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悉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
韩弘宅。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云：“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命斫去曰：‘吾岂效儿女子耶！’”
田令宅。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云：“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
谢翱宅。唐张读《宣室志》（补遗）云：“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
以上所举，有文献确证曾于私第种植牡丹者，即达十六七家，可见唐代京师达官显贵乃至士庶之家于家中栽培和玩赏牡丹之风习必定十分兴盛。可以说，私家园囿之栽培与玩赏牡丹，乃中唐以后人们进行牡丹玩赏活动的最重要场所。
2.遍布京师之寺院
唐代佛教文化极为发达。“佛教在华之势力，六朝时渐臻稳固，至初唐而发展达于极盛”，“隋文性佞佛，即位之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并、相、洛等大都会，官为写经置寺，举国从风而靡”，唐高祖、太宗虽然尊老子为初祖，尊道教为国教，但并没有因此而限制或废除佛教，自南北朝以来的大量佛寺及其产业依然受到特别的保护。整个唐代，长安、洛阳几乎遍布佛寺。由于佛教具有特殊的地位，有着固定的产业和相对稳定的人员，再加上激烈的宗教竞争迫使佛教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并迅速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因此佛寺（特别是两京寺院）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汇集、创造、保存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寺院成为对各阶层全面开放的文化活动场所。佛教寺院内广泛种植包括牡丹在内的各种花卉，唐代牡丹文化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佛教寺院之花卉栽培。唐人最初就是从寺院中将牡丹移植到京师的，如武则天从西河众香精舍移植牡丹至皇家苑囿，裴士淹从汾州众香寺（即西河众香精舍）移植白牡丹至长安私第。而此后，一些著名的佛寺更成为人们进行牡丹玩赏活动的场所。现将有文献可征者罗列如下：
慈恩寺。慈恩寺位于长安晋昌坊，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唐贞观二十年（646）扩建为大慈恩寺。唐代高僧玄奘为保护从印度带来的经卷，请得唐高宗的支持和资助，于永徽三年（652）在寺中修建了著名的大慈恩寺塔（即西安大雁塔）。唐代进士放榜后，宴集杏园，雁塔题名，此寺遂为都中名胜。慈恩寺规模极大，寺产雄厚，僧徒众多。开元、天宝时期，这里广种牡丹，故每到暮春时节，便成为士庶争相玩赏牡丹之所。唐天宝名公《裴给事宅白牡丹》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可见慈恩寺牡丹在当时影响之大。中唐权德舆有《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可知中唐时慈恩寺牡丹依然繁盛。宋钱易《南部新书·丁》记文宗太和年间事云：“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康骈《剧谈录》卷下“慈恩寺牡丹”条云：“京国花卉之盛，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更有会昌中一僧人于小室以二十年之功，培植出一丛极珍稀的殷红牡丹，被一群豪门子弟设计骗取之事。由此可见慈恩寺牡丹久负盛名，历盛、中、晚唐而不衰，实为都城一大景观也。
西明寺。西明寺位于长安延康坊，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曾在这里玩赏牡丹，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元稹有《西明寺牡丹》，白居易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重题西明寺牡丹》，白氏新乐府《牡丹芳》有句云“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特别提及西明寺牡丹，可见中唐时期西明寺为当时有名的牡丹玩赏之地。
永寿寺。唐元稹有《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
万寿寺。翁承赞（晚唐五代人，乾宁三年进士）有《万寿寺牡丹》。
荐福寺。胡宿（唐末人，或云宋人，《全唐诗》编其诗于卷七三一）有《忆荐福寺牡丹》。
光福寺。刘兼（生卒年不详，五代宋初人，《全唐诗》编其诗于卷七六六）有《再看光福寺牡丹》。
天王院。王贞白（晚唐五代人，乾宁二年进士）有《看天王院牡丹》。
兴唐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
兴善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又同书续集卷五《寺院记》“靖善坊大兴善寺”条云：“东廊之南素和尚院……长庆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欢。”
除此之外，尚有多则唐人笔记小说谈及两京寺院种植牡丹的情况。如李肇《唐国史补》云：“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坚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坐。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其事虽荒诞，然将所记之事属之僧院，却可见唐代长安寺院种植牡丹之风尚。
从上所举材料来看，唐代两京寺院普遍种植牡丹，一些著名的寺院如慈恩寺、西明寺等更是当时京中重要的牡丹玩赏之地。王贞白《看天王院牡丹》诗有句云：“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这可以看做两京寺院遍植牡丹的真实写照。
3.两京以外的牡丹栽培与玩赏
唐代牡丹玩赏风习，自以长安、洛阳为盛，除两京以外，牡丹之栽培与玩赏最著名者当推杭州开元寺。中唐徐凝有《题开元寺牡丹》诗（见后引），又张祜有《杭州开元寺牡丹》云：“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徐、张二人赋杭州开元寺牡丹，尚有一段本事，与白居易直接有关。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条云：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
白居易至钱塘访牡丹花，唯开元寺有之，徐凝先至而题咏，白居易见诗而召徐，引出一段文坛佳话，杭州牡丹至此而知名。
总的说来，唐人对于牡丹的栽培和玩赏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洛阳，这里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社会富庶，人口众多，适宜于形成具有群体倾向性的风俗和爱好；这里同时又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是人文荟萃之地，文人的参与使这种群体性的风俗和爱好具有更高的品位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唐人栽培和玩赏牡丹的风习主要集中在两京，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杭州开元寺牡丹虽然在唐时即已知名，但总体而言，京外牡丹之玩赏还是无法与两京相提并论。
（三）唐人牡丹玩赏之活动方式
唐人日常生活相当浪漫，每到春来，便成群结队至郊野踏青，欣赏大自然的美好景象。暮春时节，牡丹开放，更是赏花大好时节。如唐李肇《唐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宋钱易《南部新书·丁》记文宗太和年间事云：“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又唐天宝名公《裴给事宅白牡丹》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唐刘禹锡《赏牡丹》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白居易《牡丹芳》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些都是对于唐人牡丹玩赏活动之盛况的生动写照。
唐人牡丹玩赏活动大致有如下几种形式：
1.牡丹会
唐柳宗元《龙城录》“高皇帝宴赏牡丹”条云：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
房相有言牡丹之会，（天宝间）琯不预焉。
段成式所说的“牡丹之会”，当是皇帝在特定时间让群臣进入皇家苑囿观赏牡丹的活动。这种活动一般有相关的宴饮赋诗活动，与《龙城录》所记高宗宴赏牡丹之事具有相同性质。这种活动方式在唐代应该不止此两次，只不过文献缺失，无从细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其次是清代），这种活动几乎趋于制度化，成为君臣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途径。北宋从太宗起至于仁宗朝，除中途因边事频仍而中断过二十余年外，皇帝几乎每年均在后苑召集群臣行赏花钓鱼之宴（详见下章），清代雍正时期，尚有赏花钓鱼之会，唯所赏之花，乃荷花而非牡丹矣。
2.牡丹宴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录进士中第后之宴会名称如下：
大相识（主司在具庆）、次相识（主司在偏侍）、小相识（主司有兄弟）、闻喜（敕士宴）、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楼，宝寿、定水、庄严皆有之，宝寿量成佛牙，月水精函子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萨。多是僧录或首座方得捧之矣）、关宴（此最大宴，亦谓之“离宴”，备述于前矣）。
进士及第，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士子，都是极为荣耀之事，故放榜之后，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比如曲江游春、雁塔题名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宴饮活动。这些宴饮活动都有相应的主题，牡丹宴作为进士及第后一次宴会的名称，其内容必与赏花（即牡丹）有关。这些活动作为进士科放榜之后的保留节目，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3.斗花及买卖牡丹花
唐人崇尚牡丹，每以拥有奇花异卉为荣，相互攀比，故京城士民有斗花者，一如今日社会上之斗蟹、斗龟者（近见报载，深秋鲈肥蟹美之时，某市场举办螃蟹节，以单只螃蟹个头最大、质量最重者封以“蟹王”称号，高价拍卖，古今人心之相似若此）。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斗花”条云：
长安王士安（疑“王士安”三字为“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由崇尚牡丹而至“斗花”，则牡丹有价，而牡丹遂成可以买卖之商品矣。
这种牡丹买卖，屡见于唐人笔记小说和诗歌作品之中，如唐李肇《唐国史补》云：“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九《支植（上）》云：“卫公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尝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唐白居易《买花》诗云：“帝城春欲暮，暄暄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唐张又新《牡丹》诗云：“牡丹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
更有为取得绝丽之牡丹而不惜凭仗势力巧取豪夺者，康骈《剧谈录》云：
京国花卉之晨（应作“盛”），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遍诣僧室，时东廓院有白花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盖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于是从而诘之，经宿不去。云：“上人向来之言，当是曾有所睹。必希相引寓目，春游之愿足矣！”僧但云：“昔于他处一逢，盖非辇毂所见。”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众君子好尚如此，贫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礼而誓云：“终身不复言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关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颇甚华洁，轩庑栏槛皆是柏材。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初旭才照，露华半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惊赏留恋，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无端语出，使人见之，从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同来入寺，至有花僧院，从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闲步。将出门，令小仆寄安茶笈，裹以黄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有数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俯首无言，唯自吁叹。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却归至寺门，见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谓僧曰：“窃知贵院旧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有相告，盖恐难于见舍。适所寄笼子，中有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
这段文字生动地呈现了寺僧之精心培植牡丹、寻常士子之耽恋玩赏牡丹、权要子弟之巧取豪夺牡丹等精彩的故事情节，从中可以看出唐代长安贵游热衷于玩赏牡丹的审美趣尚。牡丹之买卖，或为斗花之用，或仅为一睹芳容，而不惜花费重金，甚至采取相当卑鄙的手段巧取豪夺之。则当时之人，对于牡丹的喜好，真可谓无以复加。
4.文人玩赏（牡丹歌咏）
唐人牡丹玩赏风习，其最有意义之形式莫过于文人之玩赏，盖文人之玩赏，不仅产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提高了这种风习的品位，使其本身具有更加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故有必要对唐代文人牡丹玩赏活动及其成果作一初步交代。
唐人牡丹玩赏活动在牡丹初入长安之时即已开始，高宗朝命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上官昭容以“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一联而颇得时人赞誉。当时赋诗者，当不止上官婉儿一人。玄宗朝李白被召醉赋《清平调》三首，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其文化学、民俗学意义已如前言。稍后，牡丹歌咏渐繁，形式亦日趋多样，由奉旨创作渐变为文人宴赏牡丹中之保留节目。以歌咏牡丹为题材的文人之唱和相当普遍，如刘禹锡与令狐楚、刘禹锡与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白居易与钱徽、徐凝与张祜等，这些唱和活动，往往关涉当时一段文坛佳话，值得我们注意。又有许多心怀抑郁之人，或心念穷苦百姓、关心国计民生之人，在对花酌酒，玩赏之际，表出一段衷肠，使人们在狂欢之时，多出一分思考。如此等等，皆见于唐人牡丹诗赋之中，值得我们玩味和深思。据笔者统计，唐人《牡丹赋》有两篇，牡丹诗则有将近一百四十首。这些作品既蕴涵丰富的文化信息，又不乏较高的文学品性，理所当然构成唐代牡丹文化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唐人笔记小说对于牡丹及其玩赏活动的记载也不乏精彩绝伦之处，如前引康骈《剧谈录》，不仅情节生动，形象刻画鲜明（老僧之谨慎、士子之执著、权要之狡狯），而且深刻呈现了如痴如狂的唐代长安牡丹玩赏风习。对于唐代牡丹文学的介绍与阐释，详见本书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