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宋初的朝代更迭，成于武将之手，也败于武将之手，致使每个家族的统治都不能长久。借鉴前车，“以文治国”也就成为了赵氏家族自始自终的统治策略，由此产生了繁荣昌盛的宋代文化，但由于赵氏政权过于偏“文”，以致武将不能护国，赵氏政权始终无法强于周边的其他政权。
赵普像赵光义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继位之初也曾重武，但在多次攻辽失败后，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转而重文。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已有法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则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已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太宗赵光义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都远远超过了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制度日趋严密、完整，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
太宗赵光义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但由于不受重视，直到太祖时，三馆的物质条件仍然都很差。太宗不仅亲自为三馆选定新址，还亲自规划，定名为崇文院。新馆舍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赵光义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赵光义还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赵光义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这两部巨著与同时期的《文苑英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价值。
赵光义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予以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赵光义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后，接着又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有时为了处理政务，连午饭都耽误了。
赵光义不喜游猎，端拱元年（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人将五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992年）十月，佘御卿（佘太君的二哥）进贡的白花鹰，太宗让人把它放了，仍然不诏不许复献。
赵光义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由于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赵光义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太宗朝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北宋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中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多人，至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不过，赵光义本人的态度则是重道教，轻佛教。
赵光义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他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赵光义还规定办案的三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需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应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
赵光义以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为鉴，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赵光义不许。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赵光义为此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予王继恩。
赵光义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向赵光义奏事，赵光义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赵光义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赵光义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