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昀即位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与威望。由于各个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端平更化，也就成了理宗有名无实的中兴之梦。
赵昀即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比赵竑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赵昀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太情愿地充当史弥远的傀儡。
赵昀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赵昀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赵昀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赵昀登基后杨太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由于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赵昀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太后垂帘显然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赵昀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
宝庆元年上元节，赵昀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赵昀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专门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于是，母子和好“如初”。该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赵昀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赵昀、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做出选择，很快，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建议，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此时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理宗朝政治舞台上的“后权”逐渐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赵昀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是小儿科。
赵昀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赵昀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少不了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赵昀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赵昀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赵昀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一手遮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赵昀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宽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赵昀封其为卫王，谥忠献。赵昀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赵昀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年）到淳佑十二年（1252年）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史弥远的其他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赵昀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都是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该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赵昀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都是以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佑”。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却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赵昀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赵昀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赵昀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