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赵昚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他与当年宋太祖赵光义、宋徽宗赵佶发动战争的目的有着天壤之别。战争的结局对赵氏家族来说，也不再是一味地屈辱受气；对宋金双方来说，都进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朱熹像宋孝宗赵昚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受高宗内禅而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兴”。孝宗皇帝在位期间，多次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南宋政权的积弊，期望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怎奈自北宋以来的种种社会矛盾早已是根深蒂固无法挽救了。这位南宋朝最有魄力与潜质的皇帝，面对如此局面已是无力回天，他的许多努力也多付之东流。
赵昚做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更锐意恢复。当年七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朝野上下为之一振。他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也进一步作出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都恢复名誉，抚恤子孙；同时，张浚、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赵昚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
金主完颜亮南侵以后，迫于舆论与形势，高宗赵构不得不重新起用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但决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赵昚一即位，就召张浚入京，共商恢复大计，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对此，高宗赵构很不以为然，他还想阻止赵昚的恢复计划。但赵昚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赵昚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组织“隆兴北伐”的战略部署。张浚派李显忠、邵宏渊率军渡淮北伐。宋军进军之初，连克灵璧、虹县、宿州等地，但受符离之败的影响，宋军很快便溃败。此次北伐原本便组织不甚充分，加之用人不当、将领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隆兴北伐”未取得任何进展。而符离战败致使宋朝积蓄的军资损失殆尽。
张浚当时坐镇盱眙指挥，符离之败的消息传至盱眙，张浚闻讯大惊，慌忙之间以刘宝为镇江都统制，渡淮北上泗州。金兵并没有趁胜南下，这时候南宋朝廷的投降势力又始积极活动了。此时，已为太上皇的高宗并不赞成北伐，赵昚凭着年轻人的勇气和新君的锐气，决意出师北伐。只可惜张浚志大才疏，未能实现赵昚的宏图伟业，战败的屈辱极大地打击了赵昚的自信心，他不得不对投降派作出让步。“隆兴北伐”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北伐之败，让赵昚意识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他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同七月，他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让其主持同金朝议和。汤思退延揽同党，排斥主战将领。张浚屡屡遭到弹劾，终被贬官，其他主战大臣也纷纷去官。
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重新订立和议：南宋不再对金称臣，改称侄皇帝；每年向金朝交纳的“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十万之数；南宋把完颜亮南侵失败后由宋军收复的州郡割还金朝。这就是所谓的“隆兴和议”。
与绍兴和议相比，虽然这次议和对南宋来说仍旧是一个屈辱的合约，但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却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十万两，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宋金双方的让步，都是基于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的实力平衡：金朝的让步是出于内部的不够稳定，宋朝的让步是出于兵戎相见时太不争气。离开这两点，空谈和议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义不大的。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而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的四十年间，对宋金双方来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