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虽然不是白痴，也不是暴君，而且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也还“粲然可观”，但最终却走向了“国破身辱”的惨境。赵氏政权在他的晚年处在了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宋徽宗像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赵煦去世，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铋、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端王赵佶对向太后极其敬重孝顺，每天都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问安起居。因他聪明伶俐、孝顺有礼，所以向太后对他钟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诸王，在哲宗赵煦病重期间，向太后对将来立谁为帝的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
向太后向来淡泊政事，哲宗去世后却心有成算地召诸王入宫，问章惇等大臣说：“先帝无子，应当立谁？”章惇提出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不同意，她强调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神宗第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申王有眼疾，一目不明，向太后据此表示反对，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认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后强调先帝的遗言就是让端王即位，曾布也出面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后。于是，端王赵佶继位，史称宋徽宗。
徽宗赵佶周岁之时，就被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赵佶进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年），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端王，并开始出宫就学。有宋一代，宗室亲王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史籍，但赵佶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倒对笔砚、丹青、骑马、射箭、蹴鞠，甚至豢养禽兽、侍弄花草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书画方面，显露出了卓越的天赋。
赵佶天资甚高，性格却轻佻放浪。他的密友王诜可以说与他趣味相投。王诜字晋卿，是英宗和高太后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驸马，按辈份是赵佶的亲姑夫。此人放荡好色，行为极不检点，公主得重病，他竟当着公主的面和小妾胡来，气得神宗曾两次将他贬官。像这样一个人，赵佶却同他打得火热。一天，王诜派手下人高俅给赵佶送篦，正赶上赵佶在园中踢蹴鞠，高俅在旁候报之时，连声喝彩，赵佶招呼他对踢，高俅便使出浑身解数，卖弄本事。赵佶大喜，即刻吩咐仆人：“去向王都尉传话，就说我把篦子和送篦子的人一同留下了。”从此赵佶对高俅日见亲信，颇加重用。
赵佶继位后，章惇等老臣认为这位轻佻浮浪的新皇帝未必可靠，就奏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赵佶对向太后立己本来就感激不尽，此时也哭拜乞请，向太后只好答应听政。
赵佶对向太后的部署言听计从，这不仅出于他对向太后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取得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与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还政引退了。
赵佶则继续调和改革、保守两派的关系，并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要“中和立政”、“调一天下”。同时，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浮浪的名声，他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他退还百姓王怀献给他的玉器，还赶跑了自己在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元符三年三月，赵佶还因即将出现日食下诏求直言，表示要虚心纳谏，俨然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死后，赵佶的“绍述”（指改革派）意向更加明朗。不久，大奸臣蔡京被召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首先建议，重修神宗朝的历史，为变法张本；恢复绍圣年间根究元佑大臣罪状的安惇、蹇序辰的名誉，为绍述翻案。公元1102年，赵佶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不久，韩忠彦罢相，曾布也被蔡京排挤出朝。同年七月，赵佶任命蔡京为宰相。
赵佶衡量官员好坏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看他的言行是否顺承符合自己的意旨。不过他也曾对手下人的忠心有过例外的理解。大观元年（1107年），赵水使者赵霖从黄河中捕得一只长有两个头的乌龟，就献给宋徽宗说是祥瑞之物。蔡京说：“这就是齐小白所说的‘象罔’，见之可以成就霸业。”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唱反调说：“头岂能有二！别人看了都觉害怕，只有蔡京称庆，其心真不可测！”赵佶命人将龟抛弃，说是“居中爱我”，遂提拔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毕竟还是好话听起来顺耳，蔡京就因为会说好话，会顺着赵佶的意愿办事，得到了赵佶的格外宠信。赵佶在位26年，蔡京任相就有24年，中间虽曾三次被罢，但旋罢即复，表明赵佶离不蔡京开这个马屁精。
赵佶倚为股肱的童贯、蔡京、王黼、朱勖、梁师成等人，无一不是极善谀媚的奸佞之徒。但赵佶是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宠信奸臣，最高决策权却一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中央集权方面，他确实继承并极度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办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全得秉承他的“御笔手诏”处理。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被他一脚踢开。蔡京等贵戚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或干求恩泽，也全得先请赵佶亲笔书写，然后才颁布执行。有时赵佶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宦官杨球代笔，号曰“书杨”。对“御笔手诏”，百官有司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要受到严惩。政和（1111—1118）以后，就连皇宫大内的事务赵佶也要亲自过问，他还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蔡京等奸佞之臣即使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挟制君权的地步。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外，其余二十多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后世学者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此言可谓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