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以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原料，可以及时供应给工厂，物价稳定，国家基本建设同时展开，工商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刘鸿生的水泥厂就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因此，1953年被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一九五三年”。他们对这个时期甚至十分留恋，情不自禁地说：“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
然而，毛泽东的脚步是从来不肯停止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北京，金色的秋天，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一些代表围坐在毛泽东身边，气氛十分融洽。有些听到风声的资本家问道：“毛主席，听说要搞公私合营了，现在我们刚刚‘洗过澡’，一身轻松，正要大发展，不会再搞运动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公私合营是势在必行啊。”
不少人有些紧张：“‘五反’我们洗了脸，一公私合营，又要我们‘脱胎换骨’了吧？”
毛泽东浅浅一笑：“诸位老兄不必紧张，这一过程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具体办法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渐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直持谨慎态度。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也曾与毛泽东一道，多次登门拜访。老舍是周恩来40年代结识的朋友，一建国，周恩来即以总理的身份邀请他回国。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就政治宣传。当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喜欢老舍写的《龙须沟》，并向毛泽东推荐，此剧上演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道观看。
在运动后期，周恩来还在统战部长会议上讲到，“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黄炎培讲的话，就是“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即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毛泽东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前三位都已作古。而卢作孚正好与毛泽东同龄，是四川人，只要小学文化程度，全靠自修取得较多的文化知识。以一条70吨小汽艇“民生”号起家，航行于嘉陵江上，逐渐发达起来。到了1935年，川江共有中外船舶80只，民生公司一家就占了38只，而外商轮船只剩下十几只，这在旧中国是少有的事情。抗战时，民生公司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官僚资本乘机加入股金，公司资产再度增长，拥有船只116艘。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向国外大量贷款买船、造船，又加上内部矛盾重重，使公司负债累累。解放大军渡江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民生公司负责人保护财产，不得破坏、转移，宣传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卢作孚在香港撑持局面，绕室彷徨，焦心苦虑如何摆脱危机，选择自己的前途。他想到一个人：周恩来；在香港，有许多人向他说起周恩来处事的机敏与果断。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将民生公司交归国有。
周恩来托人转达，作为民族资本企业，只能公私合营。
1950年春，周恩来派人邀请卢作孚来京商谈解决民生公司问题的具体方案，希望民生公司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卢作孚深受感染，毅然率领在港的全部船舶，以及在加拿大订造的7艘“门”字轮，于当年6月奔向北京。8月，双方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
看来，公私合营的路是走得通的。
毛泽东有关“改造”的一番话不胫而走。
听到风声的资本家，不少人大呼小叫：“1949年为什么不讲？要是那时讲，我早他妈跑了……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了个大店同仁堂，首先进行公私合营。一家伙，同仁堂上上下下炸了窝。
说起同仁堂，真是一爿老字号。它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9年）。同仁堂药铺是乐姓创办的，并且世代相传，故又称乐家老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乐姓的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开设分号。这样，乐家老铺的分号就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了。后来它虽然经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时代，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还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业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乐家老铺的分号如达仁堂，则走上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道路。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资金约80万元，年产值约16万元，年零售额约30万元，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又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同仁堂的发展。解放前四大房（即乐氏十世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时，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元。1953年按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当然，同仁堂也比较爱惜自己的牌号，抗美援朝时，向国家捐献99000元；“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
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乐氏家族的确坐立不安。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而且各房兄弟昆季之间又在彼此勾心斗角，为“申不申请”和“谁先申请”争论不休。乐松生是比较开明的，他决定带头一同前去申请公私合营，乐氏各房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背，也都表赞同。
公私合营后，同仁堂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销售额不断上升。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快，这下可放心了。”
当然，乐松生的这份快乐，也是有“经济基础”的：同仁堂最后定股为1526702.38元，按定息五厘，每年可提取定息76335.12元，每房可得19000元，超过合营前领取的14000元。
1955年，乐松生和其他著名资本家被邀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你一句我一句，和他聊了许久，询问他生活、工作情况，鼓励他为医药事业多做贡献。
虽然许多资本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他们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1955年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上曾谈到荣毅仁先生，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是会产生痛苦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乐松生一帆风顺。同年，他当选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3日，北京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乐松生手捧大红喜报，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泽东报喜。（见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凯歌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