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五毒”的斗争已经摆在中南海的议事日程上。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三十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由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1951年的冬天，当北京落下第一场雪，天亮时，批阅了一夜有关资本家“五毒”报告的毛泽东放下笔，伸伸懒腰，搓几下脸，朝门口走去。
刚跨出门槛，他猛地收住脚，仰天凝视，久久一动不动。
外面好大雪。院里的7棵古槐和房檐上，都挂着白茸茸的积雪。卫士正要扫雪，被毛泽东制止。他走出廊檐，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走出两步，又回头望着自己的脚印，他开心地笑了，他喜欢这白净的世界。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希望整个党，整个国家都是这般纯净无瑕。也是想到这一点，他又急急回屋去，将刚才批改过的文件，又加上了一段话。
毛泽东的雪中之作，很快变成了红头文件。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
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中央为何做出这一决策时这样说：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亟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错误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
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从揭露的材料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特派财政部长薄一波到上海去，考察和推进上海的“五反”工作。
他是2月25日到达上海的。他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梅林罐头厂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现象，有的资本家受不了折腾，跳楼自杀了。薄一波到达上海的当天，即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上海推迟发动“五反”的指示，将抓起来的人分别处理，或取保释放，以缓和紧张局面。27日，薄一波将上海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报告，说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愈陷愈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2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上海将“五反”推迟到3月20日以后。
其他地区也先后遇到类似问题。
3月1日，毛泽东将西南局有关“暴利的提法不妥”的电报批转各地。他附文写道：“西南局的电报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成‘六反’、‘七反’。”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自旧社会，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定环境中养成了许多恶习及其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使得“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因此党和政府派出检查组，对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这一来，不仅违法者害了怕，连那些守法户也胆战心惊。如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检查，心中甚为不快。他告诉他的儿子：“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自己也是唉声叹气，担心早晚也被清除掉。
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
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向主席建议：“现在广大群众十分拥护‘五反’运动，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毛泽东赞同：“什么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好办。很有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
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
“具体地说呢？”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他闭起一只眼，躲开香烟的熏烤。
“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宣布免于罚款，并尽快做出结论。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
“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种类型。这样吧，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由我来起草，你们再做补充。”
周恩来告辞时，毛泽东没有起身相送。一般党内同志来往，毛泽东都是足不出户，只有党外人士或国外来宾，他才会起身到门外迎送。而今天，他的思路还在“五条原则”里，周恩来一走，他就一手夹烟，一手擎笔，写下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3月5日发出。
经过准备，上海的“五反”斗争，于3月25日正式开始。这一天，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由陈毅市长作报告。他是个演说的天才，外加川味，把党的政策讲得又生动又全面。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消除了。
从划分的结果看，就大城市而言，前三类约占95%，后二类约占5%。如北京市5万私人工商户中，守法户约5000户，占10%；基本守法的3万户，占60%；半守法的12500户，占25%；严重违法户2000户，占4%；完全违法户约500户，占1%。上海市163400私人工商户中，守法户约占15%，基本守法户约占50%，半违法户占30%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约占5%。
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上一个难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与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薄一波和陈毅商量后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对待荣毅仁先生就是一例。
荣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哪一类？薄一波和陈毅可费尽脑汁，不知研究了多少次。最后陈毅一拍桌子：“我看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薄一波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也同意，又将意见转报毛泽东。
毛泽东气魄更大：“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怎么样？”
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竖起了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全部企业都被定为守法户，顿时举家欢庆。他又把儿子叫过来，一边品酒，一边感叹：“我原以为上海这个大码头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掉。没有想到共产党本事如此之大，一夜之间社会风气大变，我佩服，佩服啊。”
儿子挖苦他：“我看是你自己的脑袋转得快。”
“不能这样讲。”父亲严肃起来，“共产党里的确能人多，拿上海来讲，陈老总，小开（潘汉年），北京更不要讲了，毛泽东是头一号，再加上周恩来，像是刘备得到诸葛亮……”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了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五毒”；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实，以便正确定案。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做到合情合理，使之既有利于清除“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