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与果，努力和收获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如果能灵活应变、屈伸自如，找出最关键的20%，然后善用这20%，事物的矛盾的双方就可以转化，就能少做多赚。
——（意）帕累托（1848-1923）
人贵有自知之明。势不如人时可以暂时妥协，满足对方要求，以调动力量，待危机过去，再解决问题。这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让步政策”，也是一种绝妙的御人策略。
如此，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当时形势出发，权衡利弊，克制态度，不动声色，牺牲眼前利益以就大局。非有高瞻远瞩之见，难以有如此魄力。
这种御人手法，就是表面上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自己的野心和志向，解除对对手的威胁感，麻痹对手，等待合适的时机，实现预谋的目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御人手腕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方式，借助于此而达到了政治目的的权术家大有人在。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常常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中国古代的权术家们很早就学会了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运用“不如人时且放手”的手段，从志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个角度和侧面进行掩饰和伪装。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忌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壮志难酬。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们，则可以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于是，不示人以大志，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韬晦手法。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权术家的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白淡然或沉湎洒色的背后，他们暂时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唐高祖李渊在登位之前就相信自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后因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只得“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李渊的“纵酒沉湎”即是一种掩饰志向和野心的手段。野心和权欲固然需要掩饰，即使没有野心和权欲，在某些情况下亦须故作胸无大志的姿态，以避免遭到猜忌，从而保全自己。
曹操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盖世、文武双全的人，也有退让的时候。
曹操迎献帝都许昌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曹操一时成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说成为人众矢之的。而曹操这时的力量并不强，与袁绍等人相比，更处于弱势。因此曹操采取后发制人的方略，将袁绍打败。
曹操的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为鄄城离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袁绍还考虑到，鄄城是曹操的地盘，曹操容易答应。可是曹操在重大问题上不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而专门树立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
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不常设）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满，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起我来了！”拒不受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何去何从，是摆在曹操面前的一个难题。英雄自有英雄之见，曹操感到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决定暂时向他让步，便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着朝政。
与此同时，曹操安排和提升一些官员。以荀或为侍中、尚书令，负责朝中具体事务，以程昱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充州事，巩固这一最早根据地。以满宠为许都令、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悖、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军队。
尽管如此，曹操自感势力仍较袁绍逊色不少，因此表现得非常谦恭，或者说过了一段韬光养晦的日子。
比如杨奉荐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曹操于是连上《上书让封》、《上书让费亭侯》、《谢袭费亭侯表》等，表示谦恭，不敢承受。
羽翼未丰，不可高飞。曹操深知自己势力还不够，暂不能够太过于表现自己。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示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征伐，在所不计了。
官渡一战，曹操彻底打败了袁绍。
曹操弱时退让，“果子不熟不摘”的精神，正是其高超的御人之术的关键所在。因为曹操的退让与“放手”是建立在对时势与机遇正确把握的基础上的。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成功的天平还没有向有利的方向倾斜时而一味强争，后果往往是不得不吞下青涩的果子。势不如人就要果断放手，不可一味强争，否则只会四处碰壁，头撞南墙，曹操弱时退让，后发制人的御人智慧，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