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解放、流派纷呈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学说和主张，他们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观点上相互之间进行着辩论和批驳，并且在这种辩论中逐渐完善自己的学说，而其中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更是“争鸣”的焦点，诸子们各执己见，不但推动了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进步，也给后世的教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也就是“君子”，孔子认为“士”的标准是既有远大政治目标而又能“躬行”的君子，是能够真正把儒家之“道”运用到实践中去革除时弊的人。然而儒家的“躬行”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把实践的范围规定在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认为“士”应该为统治者提供政治上的服务，而不需要从事农业和商业的活动，儒家甚至对生产劳动抱极端轻视的态度。
道家主张培养“上士”、“隐君子”。老子曾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把培养“道法自然”的人才作为教育的目的，认为那些能体会自然之道、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的人，作为“上士”。道家主张人们听凭自然，回到返朴归真的人性原始自然状态中。而且道家不主张读书，也没有书本教材，而是把自然之道（天道）的“无”、“常”、“柔”作为教育内容，必须抛弃所谓的文化、道德、智慧，回到“复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中去。
法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耕战之士”和“智术能法之士”，法家反对家仁义道德、墨家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自然，而主张以法治国。法家认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突出了“法”的重要意义，法家重视军事、强调提高实际作战的能力、培养英勇善战精神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能“耕战、智术”的人来治理国家。
作为和儒家同为“世之显学”的墨家，在教育的目的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和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不同，墨子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踏上仕途的途径，而认为教育是一种为天下“大义”的活动。墨家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贤士”、“兼士”、“义侠”。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年代，连年不断的征战导致了社会的动乱不安，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墨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政治理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实现这种伟大的理想的途径就是教育，墨子认为，教育是一种“为义”的活动，在墨家学说里，“为义”的方式可以有很所中，墨子就列举了三种：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墨子更倾向于“有道者劝以教人”，因为在力气和财物上给别人以帮助，只能受到暂时的效果，而用“道”来劝导人们，就会让他们明白道理，认识到“义”的重要性，因而培育出有品德的人。当意识到行“义”能给自己带来益处，也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时，他们就会乐于从事行“义”的活动了，而社会也会随着有高尚道德人的逐渐增多而变得安定。
因此，墨家把培养兼爱天下的“贤人”、“兼士”看作是教育的目的，为此，墨子还举出了这样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栗。籍而以为得一升栗，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鲁问》）
墨子说，如果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来耕种田地，只相当于一个农夫的作用，即使风调雨顺能有所收获，而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全天下的人，每个人恐怕连一升粮食也分不到，因此耕种并不能使天下的饥饿者温饱。同样的道理，靠一个人的能力织布，也不能使天下的寒者都有衣穿；靠一个人的勇气去打仗，也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墨子通过耕织打仗和教育做比较，推论出个人实际劳动给世人的帮助极为有限，而如果用教育来进行，用先王之道、圣人之言进行上说下教，就会取得加倍的效果。如果施政者能够实行教化，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平民百姓听从教导，举止就会变得有修养。教育虽然不是具体的生产活动不能带来实际的物质，但是能提高人们的人格修养，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道教人”比“有力助人”、“有财分人”在实际效用上的作用要大很得多。
而墨子也认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对于“义”的认识还不太充分，因而墨子才身体力行的宣传“义”，宣传自己兼爱非攻的社会理想。
《鲁问》中曾记载了吴虑墨子之间的一段对话：
吴虑对墨子说：“义，贵在切实之行，你何必空言！”
墨子问道：“假设天下的人不知道耕作，教人耕作的人与不教人耕作却独自耕作的人，他们功劳谁的多？”
吴虑答道：“教人耕作的人功劳多。”
墨子又问：“假设进攻不义的国家，击鼓使大家作战的人与不击鼓使大家作战、却独自作战的人。他们的功劳谁的多？”
吴虑答道：“击鼓使大家作战的人功劳多。”
墨子说：“天下平民百姓少有人知道仁义，用仁义教天下人的人功劳也多，为什么不劝说呢？假若我能鼓动大家达到仁义的要求，那么，我的仁义岂不是更加发扬光大了吗！”
墨子把自己教人“行义”的作为看作是教给农民耕作的方法、为士兵击鼓助威的活动，这样来论述教育对于人的重要性并不为过。如果农民不懂得耕种的方法，即使付出再多劳动也不会获得好的收成；如果士兵在打仗是没有鼓声的激励就不能和同伴们协同作战，即使单个士兵在勇敢也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如果人们都不懂得“义”的重要性，就会生活在思想的混沌之中，社会也就不会进步了。因而墨子主张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让人们懂得天下的“大义”。
那么，为什么通过教育就能够让人们认识到“义”呢？墨子在这个问题上也给出了答案，墨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教育而发生改变，在《所染》篇中，墨子通过“染丝”的例子来推理人的本性也可以改变。
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认为人的品性也像白丝一样，因为后天的习染而改变。墨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好仁义，淳谨畏令”，那么他也会跟着受到影响，我们常常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人的品行。既然人的品行会通过教育得到改变，那么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义”，是可以实现的。
墨子还提出了“兼士”应该具备的品质：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对这三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此外，墨子还认为应该大量的培养这种人才，以尽快推动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墨子在培养学生上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他想通过教育来培养一批墨家的精英弟子，他们能够忠实的推行墨家学说、执行墨家主张。而事实也证明了墨子教育的成功，史书中就记载了墨者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了实现墨家政治理想和宗旨视死如归的事件。墨家子弟们为了实现和平互爱的社会理想而舍身忘死的精神，正是墨子“为天下大义”的教育目的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正因为墨子这种以实现天下“大义”为理想的教育目的，墨子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使得墨家成为当时“世之显学”，使得墨家的精神兴盛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