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是清代戏剧家蒋士铨《临川梦》杂剧中的一首出场诗。
蒋的这出戏，以明朝汤显祖的艺术生涯为题材，自然要涉及万历年间文人圈子中的瓜葛龃龉。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不过是作家在借古讽今罢了。
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
眉公，即陈继儒（1558—1639），为明代文学家和书画鉴赏家。此人自命隐士，然以闲人身份奔走于忙人之间。翩翩如鹤，周旋官绅，口给交御，干谒权贵。作清高状，干蔑片事，时人对其鬻隐求显的行径，颇为不屑，时有讥评。蒋士铨拿前朝文人开涮，是冲着当朝文友袁子才而去的。
蒋苕生和袁子才，加上赵瓯北，时人称为“乾隆三才子”。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十出头年纪，即弃官归隐，退居随园，终身不求仕进，但求快活，是一位日子过得亚赛神仙也似的文人。
蒋士铨（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余，江西铅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丧乞假归，先后主持江南诸学院，讲学授徒，声誉卓著。后供职国史馆，记名御史，专修《开国方略》，是一位诗词戏曲诸体俱工，文章学问为时所重的文人。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在清廷要害部门军机处任章京，进奉文字多出其手，顷刻千言，倚马可待，深为宰辅所重，是一位在史学研究上，在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人。
袁善于诗，赵长于史，蒋则以戏曲杂剧著称于世，“江右三大家”并驾齐驱，既是好友，也为劲敌。其实乾隆年间，也有类似时下文坛的歪风邪气，随便几个小瘪三，暗箱操作，私下猫腻，就把相好的哥儿们姐儿们，或某公某老某前辈，吹捧上了排行榜，穿上一袭皇帝的新衣。这种给文人定出前后高低的闹剧，排排坐吃果果，还真有人当真，为之打破脑袋，撕破脸皮。沐猴而冠者，如中六合彩，欣喜莫名；名落孙山者，如死老子娘，泣血稽颡。这种焚烧冥币式的哄鬼游戏，竟弄得一些文坛大人物，也趋之若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文学领域里，施行这种体育比赛的做法，究竟有多大准确性，恐怕连笨伯也会质疑的。文学本是形象艺术，无法量化，此文人与彼文人，其作品很难进行比较。被称之为大师者，有他功力的软肋；三流作家，未必不具有他的强项。被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会有败笔；而世俗的消费读物，说不定有其精彩之处。这和运动员跑百米，一秒或几分之一秒定乾坤，是绝不相同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先生，曾经喟叹过“愧在卢前，耻为王后”的不平之鸣。看来，古代文人也有被这类低智商游戏搞昏过头而进退失据的。乾隆年间，以袁枚为首，蒋士铨次之，赵翼再次之的位序，也弄得蒋和赵，既不服气，也不买账，只好变着法儿，著文立说，宣泄满肚子的无名火。但云中鹤却毫不在意，飞来飞去，美不滋滋地当他的金牌老大，就更让二位添堵了。
可是，我国乃礼仪之邦，而我等文人则更是孔孟之徒，每到公开场合，如开会听报告，如饭局打牙祭，蒋和赵两位，又不得不拘着面子，作谦谨状。让袁走在前面，让袁坐到主位，让袁先举筷子，看老先生夹了菜，也许是一整条海参，也许是一大块鲍鱼，拖进豁牙半齿、说话漏风的嘴巴里，大家这才风卷残云，大快朵颐。于是，接下来的节目，顺理成章，第一个拿起麦克风即席讲话的是他，第一个拿起毛笔蘸墨题词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剪刀揭幕剪彩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小姐的玉手翩然下场共舞的也是他。
却之不恭嘛！在众人一迭声地“你先请”、“你走先”的逊让之下，老先生也就不客气了。只见他搂着小女子，踩着华尔兹，“老夫聊发少年狂”，满场飞舞，裤裆生风，那身体内部雄激素的残渣余沥，居然回光返照，蠢蠢欲动起来，果然应了孔夫子的话，不亦乐乎了。
这当然是以今度古的拟想了，不足为凭，聊发一噱而已。不过，文坛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热闹过来的，我们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坛，不停裹乱，不断搅局的讨嫌场面。好像不到八宝山，躺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人们是无法阿弥陀佛，如释重负的。
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里，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
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何？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著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掉小命；为手段，懂得圆通，倒常常能以文学谋生存，求发达。袁枚的“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藉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买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其实等于是他主编的一本发表诗作以及评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由于中国的官员，好风雅；中国的文人，好高攀；中国的百姓，好追星；这部点铁成金、一举成名的出版物，风靡大江南北，影响巨大。那时，他不用付给作者稿费，相反，而是投稿者、送诗者、求评者、唱和者，是要具一份贽见之礼，而且恐怕不能太过菲薄。这样，《随园诗话》是他的生财之道，遂成了他的一棵摇钱树。
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好风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以上诸好，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因此，一个文人，活得苟且龌龊与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鸡肠与达观奔放，活得低三下四与清高正直，活得软弱缺钙与铁骨铮铮，都可能合二为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这就是袁随园让当时人、让后来人摇头不迭的现实主义。
我是不怎么服气那些动不动指责文人患了软骨症，或佝偻病的勇敢者、大义凛然者、怒发冲冠慷慨激昂者的声严色厉、义形于色、气冲斗牛、壮怀激烈，可我一直在想，阁下，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做出一个英勇赴义视死如归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却总是抄着手、抱着拳，说不定还搂着一位娇滴滴的三陪女，要别人往刀尖枪口上撞？这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蛊惑，是不是有一点居心不良？
历代统治者对付文人的两手，一是文字狱，一是利德禄。硬的一手用来镇压不合作的反抗者，软的一手用来收买肯合作的顺从者。袁枚绝对不是前者，但也不完全是后者。他能苟活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一辈子平平安安，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快乐中度过。看来，统治者的这两手，对他不起什么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一，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中，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史上，活得最沉重、最熬煎的时期。袁枚就好比在荆棘丛中行走，能够毫发无损、溜光水滑，连一片草叶、一根树针、一颗带刺的毛蒡子都沾不着，你不能不佩服这位随园先生，老滑到成了精的高超水平。
二，袁枚之尤值得敬服之处，就是只做了不到十年清朝的官，能够断然不再浑水，能够放得下这顶乌纱，能够不像我的那些同行，为谋得一官半职或者只不过一个理事、委员虚名而削尖脑袋钻营；为求有坐车、医疗、住房的优越待遇而磨穿鞋底奔走；为装嫩，装少壮，装年富力强，把头发染得黢黑油光；为年龄到点不得不下台又不肯下台而殚思竭虑赖着不走，活得实在太累太累。袁枚一甩手与官场拜拜再见，与利德禄拜拜再见，还真是表现出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清高气质呢！
老实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满清主子的奴才强。
我十分欣赏袁枚的一点，就是他觉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爷玩了，他未必敢这样公开发表宣言，但实际上他果真不再去当奴才。用不着一张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后，万寿无疆，臣罪当诛。对袁来讲，这一切，统统去他妈的王八蛋了。
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吗？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哪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作书虫，坐冷板凳。可他那以为有朝一日可以当上国师的梦，始终醒不过来，就这样，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着，不但没有发达，反而因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患了类风湿病，终于不治身亡。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吗？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位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伧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